古诗词中的“旧时”例释

古代诗人面对历史遗迹往往触景生情，有一种时空穿梭、情感进发之感慨，他们往往置身于两个“情境”中，一个是“历史之情境”，一个是“现实之情境”。而这两个“情境”往往又形成鲜明的个性对比，诗人从中领悟到了历史变迁、社会盛衰的现实，种种情感交织碰撞，使得作品字字凝练，意境深远。     

“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

得益于《大同报》与《新满洲》的长篇小说征文而有所谓“发荣”的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定型于征文所倡导的中心意识及获奖作品的导向意义，其“滋长”之意亦运行在日本及“伪满洲国”所限定的文学轨道上，只有极少数作品与之保持距离，这使得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大多具有浓烈的殖民意味。只有极少数作品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时代症候，令人感到“伪满洲国”众多青年精神上无所依托，时时处于一种令人绝望的孤独与幻灭感中。这一“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使得东北沦陷区的绝大部分长篇小说成为文化伪劣品（甚或剧毒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有极个别作品显示出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这也是由东北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中小学生流失现象及其“社会场”初探

我们在近半年的中学政治思想工作中,感到在工矿企业的部分中小学中(当然一些重点中学亦然),部分学生“流失”的现象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群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缀学流失的青少年,进入社会自发形成一种不定型的群体,有人称之谓“朋友圈子”“帮伙”;有人称之谓青少年的“社会场”。他们当中有十分强烈的“群体意识”,其实,这是一种人群的自然结合,具有内在的“向心力”、“诱惑力”。其基本     

“大气候”与“小环境”——“大发展”随感之十九

追溯中国的改革，有一个在地图上看不到的小岗村被永远写进了历史的档案。就在这个村子里，当年的农民居然不顾“一大二公”的天条，按下18颗手印，悄悄地分田单干了。孰不料，这些泥腿子闷着头干了一个回合，第二年的人均收入就由22元猛增到400多元。于是这一创举就为伟大的变革拉开了序幕。当然喽，小岗村人还是小岗村人，他们这么干也不是决计要给天捅个窟窿，而只是想活得象样一点。今天，我们伫立于“天之大”与“村之小”之间，是不是很值得回味呢？!     

“带了镣铐的进军”:“且介亭杂文”的生成与艺术特征

鲁迅以“且介亭杂文”命名自己1934—1936年间的杂文，强调此间写作与“周围的情形”的密切关联。鲁迅用“且介亭”为题强调半租界的环境，不仅强调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上的杂糅与交叉，更强调资本市场与专制政府的合谋，尤其是其联手对革命文学进行的压制。在这样的压迫下，鲁迅的反抗也就具有了更明确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且介亭”中想方设法写出诗史般的杂文并使之与读者见面，如何“带着镣铐进军”,是鲁迅彼时最重要的任务。换句话说，“且介亭杂文”本身就是鲁迅在这一阶段反抗和突破文网的成果，它们既是“且介亭”处境的体现，也是这一处境的产物，因而独具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与艺术特征。“且介亭杂文”一方面是“含胡”的，以迂回、智慧的斗争方式面对审查；另一方面，鲁迅在杂文和《故事新编》里都使用了借古论今的方式，取道历史而批判现实，这也成为其后期杂文的重要特征之一。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而这正是我们揭示文学语言符号奥妙的一把钥匙。     

让课堂成为张扬生命的舞台——兼谈课堂教学的“课感”与“动态生成”

课堂教学，是一种师生的“生命在场”。 理想的课堂教学是师生生命体的相互交流、沟通、启发、补充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生命体彼此分享阅历、积累、心态、情感、观念、价值取向等，已在学生周围构成一种“场”，是“思维场”，也是“情感场”；是“道德场”，也是“生活场”，姑且统称它为“生命场”吧。     

“学术的”还是“文艺的”？——歌谣运动的价值重估与历史再评价之一

歌谣运动不仅是一场以歌谣研究为中心的现代民俗学的“缘起”运动，更是一场现代白话新诗从本土民间寻求合法性建构的诗学运动，因此，“学术的”与“文艺的”双重目标构成了其复调的历史叙事模式。但是，随着运动的纵深发展，“文艺的”诉求目渐式微，它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单一的以“学术”为中心的运动，中国诗歌现代之路的多元展开的可能性也因此暂时终止。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浅说汉藏文化中的“年”与“ ”

“年”在汉文化中作为一种怪兽，因其出现在除夕之夜并伤及人身而被人们用种种方法驱逐之，由此成为汉族过年习俗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元独有偶，在藏文化中，也有一种叫做“ ”（汉文中译作“年”、“念”或“宁”）的怪物，而且自成系统。它与汉文化中的“年”似乎有相当程度的类同之处，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标记历史 悬置“现代”——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命名、分期问题的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名是历史的构造物，目前面临身份的合法性危机。面对众说纷纭的求解之道，将文学分期还原到标记历史的功能上来，而将作为价值描述的“现代文学”悬置起来另加讨论，从而寻找一种中性的文学分期表述，为建构多元的文学史提供一个平台，这应该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的思考路径。     

“现象学”和“人文科学”——“人”在斗争中

本文指出,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近代科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对“人”的研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人的自然化则使得宗教(基督教)成为唯一关注人本身的“学说”.因而,如何使人(尤其是其精神世界)成为科学探讨的对象,亦即如何建立真正的“人文科学”,这是西方哲学进入现代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胡塞尔现象学的整个方案可被理解为重建人文科学的尝试,从概念上为人文科学提供了新的框架.作者还借助马丁·布伯对第二人称“你”在人伦关系中的本源性地位的揭示,深刻分析了那永恒“在场”的“你”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指出中国儒家的“仁”与西方基督教的“爱”都根源于“你与我”这样一种直接的对话关系,而人文科学的大厦也恰恰应该建立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以科学的形态取代宗教长期占据的位置.本文最后认为,自然科学可使自然光亮起来,人文科学则以这“光亮”本身为探究的对象,而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人类之永不止息的“斗争”精神.     

“接受理论”的美学阐释

“接受理论”本质上乃属一种审美解放理论，它第一次把文学艺术提升为人争取自由的生存方式，从而赋予其生存论意义。“读者中心论”之流行误读无法涵盖这一本体论涵义，且因重蹈“一元论”而又陷入逻辑悖谬。在理论上澄清以上正反两点乃理解“接受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关键。     

论“历史观决定论”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观决定论”不同于“历史决定论”。后者是一个历史观范畴,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观范畴。所以,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从历史观的层顶上展开的,而只是从史学观的层面上展开的。同时,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在历史观的层面上来讨论“历史决定论”是否合理,而是在史学观的层面上来分析“历史观决定论”是否荒谬。因为,“历史决定论”既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也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同样,“历史观决定论”既是一个史学观的问题,也是一种特定的史学观。而且,从逻辑上看,“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观决定论”二者之间也不存在有一种必…     

论《马氏文通》之“读”

一百年前诞生的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中有一个独特的语法单位“读”，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它是一种主谓结构的词组。这种观点见于多种语法论著，并已写进几部“汉语语法学史”书中。但我们细读（马氏文通）之后，则觉得它并非就是一种“词组”．而且也不一定是“主谓结构”。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一．“读”所在之位置《马氏文通》中，“读”所在之位置大致有三种情况，这就是：读在句的外面而与句子行；读在句的内部作句的一个成分；读在一个复杂的读中作一个成分。下面我们分别把它们称为“句外读”、“句中读”和“读…     

简论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贡献

“五四运动为中国历史开一新纪元。虽然这是时代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蔡先生之功自不可磨灭。”这是吴玉章同志所作的正确评价。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这与蔡元培的“提倡诱掖,导其先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北京大学学生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和主力,这也与蔡元培的憎爱分明,对学生爱国行动的同情、支持并大力营救被捕学生分不开的。蔡元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五四”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思维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形式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     

解读“中国化”问题的中国概念——以“对言”和“相关”为例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一系列有待回答的问题，“文明形态”和“文明史观”也重新面临着“创制”的时刻。与之相应，“相与而共”“共享而同”“相反而成”等中国式的“对言”结构及其有别于“同一律”的“相关律”逻辑，当可成为典型的思想语法，使“中国化”的问题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得以厘清。而“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并用，恰恰需要在中西文本的译解之间进一步还原“对言”和“相关”的潜在意义；这不仅可以撬动概念的固化和理解的惯性，也将重置和重构文明对话的思想工具。     

从“在场”到“悬置”：鲁迅图像的发生及演变

鲁迅在世时，留存、收藏了不同美术家创作的七幅鲁迅肖像。这一行为可视作鲁迅体认自我、“自塑”形象的一种方式。1936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图像创作从私人情感的表达转为政治话语建构之诉求，逐渐演变为一种“图像政治”。由于图像以其直观性、形象性和魅惑性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创作鲁迅图像自然是阐释和“争取”鲁迅的绝佳方式。经由美术家们一次次的呈现、改写和重塑，“鲁迅”游离于历史本体，而成为某种政治表征和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