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新人物、新秩序——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

作为一种文艺方针,“工农兵方向”一直支配着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在歌颂新人物、新生活的同时,也潜在地规定着作家队伍构成的主次轻重之别。在工农型作家“中心”、知识分子型作家“边缘”的秩序作用下,“十七年”文学始终洋溢着颂歌、赞歌情调,直到新时期,这种单一的文艺秩序才为思想解放的多元化存在所打破,“人民”的外延才由“工农兵”扩展到“知识分子”。     

关于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对我国“五四”以来蓬勃崛起的新文学理论与实践,给予了科学地总结。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顺应历史潮流,从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入手,科学地阐发了文艺理论上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并根据当时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讲话》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把平淡的日常生活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从而造成“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     

“赵树理方向”再认识

本文认为,“赵树理方向”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应实事求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学发展环境中去审视。文章从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赵树理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上的贡献;赵树理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作家与群众关系三方面,论述了赵树理创作对解放区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普遍的、积极的意义,肯定了“赵树理方向”在繁荣解放区文艺,促进《讲话》精神贯彻、实施上的特殊贡献。文章还联系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阐明了今天发扬赵树理创作精神之必要。     

建国50周年与解放区文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述要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在石油部门的热情协助下,于1999年6月6日至6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围绕“建国50年与解放区文学”中心议题,代表们踊跃发言,不回避观点的交流,有较深入的探讨,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观其大要:一、建国后解放区文学研究的基本评价王建中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大会发言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各高校中文系普遍加强了解放区文学的教学与研究,1958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就出版了《解放区文艺概述》一书。唐、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80)不仅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革命文艺的新阶段”的专章,还…     

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

作为一位具有丰富革命阅历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文学批评家,茅盾具备一般批评家难以得到的独特素质;洞察社会生活底蕴的革命胆识和探寻文学作品奥秘的艺术悟性,因而其文学批评观就见出独树一帜的品格。从其独有的生活与艺术素质出发,我以为茅盾的整体文学批评意识是纳入“历史——美学”的批评法则范畴之内的,这是这位批评家文学批评观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他为新文学批评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之所在。探究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可以追溯到其文学活动的源头。茅盾从事文学批评,一开始就视野开阔,志向不凡。“五四”初期的国内文坛,用茅盾的话说“简直寂寞到极点了”,“不特无真正的批评家,连被批评的材料都没有呢!”但茅盾看到,“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相辅而进,批评主义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及其所受苏联影响

在“十七年”电影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历史的真实”,主要不是指具体历史事实的真实,而应该是历史“本质的真实”或“革命的真实”。“十七年”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题材内涵的这种理解,深受苏联同类题材电影的影响。而且,“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学习、借鉴的主要是苏联“解冻”之前的同类型影片,而“解冻”之后出现的“新战争片”则影响甚微。     

延安时期文艺“革命化”转向的历史考察、主体塑造及价值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代”与“革命的话语”双重叙事情境下,回应工农兵群众对红色革命文艺的现实诉求,逐步建立起文艺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了革命主体与革命文艺的双向互动、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同步前进。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战线”的同时形塑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不仅对塑造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丰富革命生活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成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回溯延安时期文艺发展历程,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理性、坚守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方向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人民性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现实启示。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作家“成长”轨迹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以权威主导角色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报》为中心的考察,清晰地展现出“十七年”作家在自我批评中“成长”的大致脉络。作家生存方式与身份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艺报》上折射出的作家转型、调适与新生的心路历程为我们了解此“成长”轨迹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论《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均简称《讲话》),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讲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所存在的基本问题和当时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界所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阐明了革命文艺的方向、方针和方法问题,为我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四十年来的文艺实践证明,《讲话》     

《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文体规范建构——以“话语修辞”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文艺报》以其权威主导媒介角色参与文学批评文体规范的建构。文体规范的生成与确定离不开特定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规约,而《文艺报》在“政论体”的塑造与示范以及具有“唤询”意味的结尾处理等环节建构中彰显出权威主导媒介价值观及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历史角色。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十七周年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发表講話的十七周年,又正值五四运动的四十周年。这兩个历史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尤其是中国革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偉大事件逅脑硕V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的紀元,在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二年的廿三年当中,这个革命文艺运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献。到了一九四二年,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由于革命实踐的需要和文艺实踐本身所提供的条件,在革命文艺运动上发生了又一次更深刻,規模更大的革命,     

“三突出创作原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文艺纲领

江青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不学无术,厚颜无耻,自封为“文艺革命旗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她欺世盗名,借口总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狂热鼓吹“三突出创作原则”。偷换概念,贩卖黑货,妄图以此篡改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文艺纲领。它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必须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鲁迅与“左联”——批判“四人帮”否定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谬论

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下,以共产主义者鲁迅为主将,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怎样看待鲁迅与“左联”,以及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我们与“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是由封面画、插图等图像符号和内容提要、序言、引语、注释等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生成以及变迁建构出作家、绘画者、编者对时代、革命与文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诉求,促进了承载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小说的加速度传播,呈现出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化大众的教育功能。     

評“空白論”

1967年在一次集会上,白骨精江青居心叵测地问道:“从1871年到列宁留下多少作品?文化大革命前留下多少作品?”狗头军师张春桥,立即阿谀逢迎地答道:“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个空白”。“四人帮”炮制的这个“空白论”,不仅是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全盘否定,而且是对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毒诬蔑和直接背叛。剖析这个“空白论”,对于我们认清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利用文艺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反动本质;对于我们恢复和发扬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传统;对于我们坚持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都是十分必要和颇有教益的。     

从延安文艺新潮的勃兴到《讲话》的发表——解放区个性启蒙主义文艺思潮兴衰的反思

1941年下半年至1942年春,延安在解放区工农兵文艺主潮之外,兴起了一股短暂的文艺新潮。这一思潮承继“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主张对现实、文艺的批评与反思,影响所及几乎涵盖了文艺界。对其引领潮头之作《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的大规模批判,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解放区文艺走向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文艺界思想趋于统一。     

警惕“阴谋文艺”借尸还魂

前一个时期,“歌德派”在打倒“四人帮”后刚刚复苏的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内刮起了一阵“冷风”,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原因是因为它的代表性论点,都是从林彪、“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那里来的。试略举一二。 其一,是讲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只能按一定的模式办事,墨守旧规,不准讲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也应该扩大。 林彪、“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给革命文艺作品及革命文艺工作者强加的一条罪状,叫做“从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到六十年代鼓吹‘全民文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新任务。 关于“国防文学”,前一阶段文艺界已经进行过有益的讨论,给这个口号平了反,这里     

批判“四人帮”鼓吹的“根本任务论”

“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肆无忌惮的阉割和篡改。他们炮制了许许多多的奇谈怪论,并把这些奇谈怪论,吹得神乎其神,恶意制造思想混乱,妄图在乱中改变毛主席文艺路线,蜕变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革命文艺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所谓“根本任务论”,就是他们精心炮制的种种文艺谬论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