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青海黄南藏族村落祭神仪式分析

通过研究仪式进而理解宗教是人类学研究宗教的重要路径。地方守护神信仰是藏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本文作者通过对青海黄南藏族村落守护神祭祀仪式的田野考察,并深入仪式背后,将仪式与村落人们具体的生活关联起来,对仪式展演及其结构、仪式中的人神关系、人神交流方式以及仪式对村民生活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进行文化阐释。     

仪式强化生活——嘉绒藏族村落宗教仪式考察

仪式是宗教的外显形式,强化了宗教与生活的关联,其本身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藏族的宗教仪式繁多,且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嘉绒藏族村落一年的宗教仪式就清晰地呈现了仪式与村民日常生活的关系。     

回族村落社区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分析——人类学视角下的“都阿”解读

“都阿”主要有社会请求性和宗教功修性“都阿”、治病“都阿”与殆“都阿”等，它们分别在精神层面、医疗层面和社会规范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都阿”蕴含于回族村落社区的方方面面，是回族村落社区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     

村落的拟亲属称谓制与“亲如一家”的村民关系

非亲属关系的村民间所用亲属称谓语在村落中的频繁使用,表述着村民间“亲如一家”的密切关系,使得一个村落就像一个大家族。实质上,这些在字面上表示血缘联系的亲属名词只不过是村民间地缘互助关系的体现形式和维持手段。     

西南民族村域用水习惯与地方秩序的构建——以水文碑刻为考察的重点

［摘要］以水为主导的水事关系,往往直接延伸到村落社会关系的诸多方面,直接影响到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西南民族传统的乡村社会,以习惯法、乡规民约等形式存续的“民间法”中,有关用水习惯规范的内容甚为丰富。其中因各种不同缘由而订立的水文碑刻,由于基本上是本着互助互利的利泽均衡原则,较为充分地吸收村域社会中现成的“民间法”资源,又有村民广泛的参与,村域社会的认同度高、针对性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如同司法判决的文献一样,对规范村落社会秩序,调整村落水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保护村落水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村落文化与民族妇女生育健康───武定县俄枯噜彝村妇女生育健康调查

村落文化与民族妇女生育健康───武定县俄枯噜彝村妇女生育健康调查杨正权村落文化是指世代生活、居住、繁衍在一个边缘清楚的固定地点（自然村），以宗族为纽带、以信息共有为其主要特征的某一群体所拥有的文化（含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①为利于弄清村落文化的定义，...     

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态度与民族教育——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蒙古族语言态度的调查

元村是东北地区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村落生活属于日常生活范畴.村落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主张蒙汉双语教学模式＂的历史事件,到当下部分村民（即学生家长）促使子女放弃蒙语言学习的转学热潮,村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形成的语言态度对民族教育与民族语言传承产生了重大影响.     

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一个彝族村落的调查

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一个彝族世居村落的村民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在对调研样本数据进行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彝族村落村民政治参与的形式、特点、影响因素,并对彝族村落村民政治参与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撒叶儿嗬与乡村社会关系建设

撒叶儿嗬是清江流域土家人丧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丧家的事情是村落乡亲的事情，所有人都积极参与。丧事活动中，村民们的“脚板发痒”是建立乡村关系，村民们“欢欢喜喜”参与跳撒叶儿嗬是认同乡村关系，村民们的“送情”是在巩固乡村关系，村民的“帮忙”是润滑乡村关系。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民间权威与乡村社会秩序——以周村纠纷解决为例

目前对安顺地戏的研究多集中在仪式、社会意义等方面,而对地戏“神头”等在村落秩序稳定性所起作用的研究重视不足.神头不仅是村落仪式的主持人,在村民纠纷解决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把调解建立在村落的亲缘关系基础上,以重亲情、讲和气、双方互让、摆平关系为主,这种纠纷解决模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     

遭遇发展的村落共同体：以贵州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为例

中国乡村面临的最大变化就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基于发展主义的思路忽视了社会的视野。上郎德苗寨“工分制”旅游发展模式坚持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分享旅游发展红利的原则,这一制度设计在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保证了旅游产品的原生性。工分制的郎德模式是建立在苗族集体行动的文化逻辑之上的,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郎德村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鉴于郎德模式,中国乡村建设需要保卫村落共同体,开启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发展之路。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关于藏族艺术

藏族的传统艺术,基本上是宗教艺术。 建筑、雕塑和绘画,它们都属于喇嘛教五大学问“五明”之一的“工巧明”:“明”是阐明道理的意思。“工巧明”包括土木诸种工艺,擅长于这种科目的喇嘛,就是藏族的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了。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宗教几乎支配着全部社会生活,艺术也是如此。比如藏边     

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运作之基础及其批判

长期固定不变的藏族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部落组织）、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决定了藏区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维持方式,它们在藏区社会控制中表现出极其有效的勾连关系,是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的基因,决定着“赔命价”习惯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命运。自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来,“赔命价”习惯法立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高寒地区艰难的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和靠天养畜的脆弱生存环境,仍然使得部落这种人类早期社会的基层组织在国家制定法确立的基层组织之外发挥着类似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并且它仍将长期存在,因而与此相联系的“赔命价”习惯法的纠纷解决方式就凸显出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赔命价”习惯法将长期存在,抑或变换形式存在。     

论藏族僧尼的法律地位

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僧尼（主要是上层僧侣）作为藏区三大领主的主要成员，不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受到传统法律的保护。然而，对于藏族僧尼的法律地位问题，学术界很少涉猎。本文着重剖析了藏族传统法律对僧尼的宗教特权、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的规定，指明了僧尼阶层在藏族社会中特殊的法律地位，并对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作了简略分析。     

社区增权视角下景区周边村落公共空间形态演变的主体与动力研究——以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周边村落为例

景区周边村落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地理聚落,其发展受旅游的影响较为明显。仙居县近年来实施了“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的策略,一系列来自政府和资本的项目如火如荼地在景区周边上演。从景区周边村落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出发,归纳出山岳型景区村落空间演变涉及社会秩序重构和社区资源的整合过程,并从演变形态的主体及动力角度加以阐述。在多赢目标导向下,村庄公共空间的形态转化成为增加游客体验感和丰富其旅游内容的必要措施,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村民、村干部、乡贤、设计者和开发企业趋向于实施旅游开发,更新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态,增加其功能和价值,从而实现景区周边村落村民在经济、政治、心理、环境、文化以及社会增权。然而,农民参与公共环境整治和空间改造的旅游社区建设是一种被动的过程,部分村民始终没有参与社区公共环境和空间的决策,也不能充分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同时还要遭受游客带来的种种不便。此外,部分村落还遭受了优质公共空间、资源和公共服务被资本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