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政府与救灾志愿者的合作义务——以“威马逊台风”灾区政府的志愿者使用为视角

"威马逊台风"灾区需要救灾志愿者。灾区政府和职能部门不积极使用救灾志愿者,没有组织并引导救灾志愿者,并与之合作的做法,违反了《海南省志愿者服务条例》规定。救灾志愿者作为救灾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既是其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灾区减灾不可缺少的经济力量。灾区政府使用救灾志愿者参与救灾,是灾区政府履行减灾职责的一种表现。"威马逊台风"过境后,海南农村灾区的垃圾清运、加快极重灾区瓦房建设中的技术改进都与救灾志愿者的积极参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建国初期陈云的救灾思想与实践

赈灾、救灾是实现人民利益和维护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就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陈云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关注赈灾和救灾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赈灾、救灾，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为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地方志看乾隆年间亳州水灾及其应对

乾隆年间亳州地区发生水灾约20次,明显多于清代其他历史时段,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亳州易涝与其地势平衍有关,但受"客水"过境影响更大,河道淤塞亦是其影响因素。灾害发生后,清朝中央政府对灾区的蠲免、赈恤力度较大,包括提供资金修缮房屋,帮助重建与恢复生产;当地官员也积极救灾抢险,还有民间绅商表现出的乐于助赈。亳州境内的涡河、淝河及多条支河都曾在该时期有过修浚,但次数不多,效果不明显,当时的修浚力度远远小于赈灾。     

民国时期四川的自然灾害救济及其启示——从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中透视

民国时期四川自然灾害救济呈现出赈灾措施多元化、赈灾机构组织化、赈灾制度法制化和救灾过程社会化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救灾大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灾害;二是政治失序、社会紊乱,使救灾活动的开展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而这两个困扼民国时期四川灾害救济的致命问题,在现今却已基本消除.当今构建和谐法治社会,救灾工作应参酌、吸收历史的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救灾法律体系;完善救灾过程的同时提高救灾效率;构建多元的救灾体系,使救灾社会化;树立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意识,同时保证市场经济手段和媒体的利用.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9年青岛风暴潮灾害及其赈救述论

1939年8月底9月初,生成于太平洋的台风从正面登陆青岛,给青岛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台风过后,青岛救灾委员会联合青岛各部门及社会各界展开了灾后救援行动,募集赈款赈济,通过对乡村灾民蠲缓赋税减少灾民损失。这场风暴潮灾害和灾后赈救,也暴露了青岛在灾害预防方面薄弱和灾后赈救的一些不足,为后世以借鉴。     

清代东北地区灾害救助研究

认为清代东北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其类型多样,发生频率日渐频繁,受灾范围逐渐增大,危害日益加剧。为救灾防灾,清廷和东北地方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采取诸多举措,构建社会救灾防灾体系,为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和稳定灾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河南大旱荒与政府应对

1942年,河南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为了应对灾害,国民政府采取了赈谷、赈款、施粥、平粜、移民、工赈、除害与祛疫等多种措施。但是由于政府的腐败、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国民政府的救荒存在很多不足。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没有国民政府的救灾措施,灾害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了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明清时期雷州半岛台风灾害及其防治机制研究

雷州半岛因其有着非常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台风灾害发生频繁。根据地方志、谕旨、朱批奏折、《明史》、《清史稿》、《明实录》和《清实录》等史志中关于台风灾害的史料记载可以发现:明清时期雷州半岛台风灾害发生频繁,严重危害当地农作物的生产及百姓的生命财产,对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破坏。在与台风的抗争中,雷州人民对台风发生的规律与危害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并针对其特点采取了相应的预防和救济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摘编）

第五章 震后救灾与重建 第三十三条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方面力量，抢救人员，并组织基层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非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隋和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     

民国时期川西地震及社会的应对

川西在民国时期(1912-1949)进入了地震高发期,发生了地震80余次,如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等,破坏性极大.本文分析了民国川西大地震的典型个案,并通过分析国民政府的救灾赈灾措施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当时川西地震后的救灾赈灾,由于技术力量薄弱,医疗条件落后,物资匮乏,更由于中国只是处于一种形式上的统一,中央与地方很难通过有效的沟通形成赈灾救援机制,甚至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隔阂与对立,军阀之间相互猜忌,救灾赈灾成效甚微,大规模的救灾赈灾根本无法展开.     

救灾维稳通用战备物资军地联储结构数量研究

军队历来是救灾维稳等突发事件救援的主力军,为提高救援保障效率和物资存储效益,提出构建救灾维稳通用战备物资军地联储模式。对于部队单元执行救灾维稳任务所需自用物资实行基数化、模块化储备结构,对于灾区各阶段救援所需大量的战备物资,提出建立合作博弈机制,依托企业实现合同储备。研究得出了灾害发生后实际物资需求量适用于军地联储合同储备模式的临界值,以及军队拨付给企业的补贴范围值。     

1912-1949年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灾害研究

生态灾害是由于自然生态系统异常变化而对人类及其周围环境造成的破坏。1912—1949年京津冀地区生态灾害频发,多种灾害交替甚至交织发生,水旱灾害尤重,衍生灾害和次生灾害显著。生态灾害的发生是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叠加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口增加、气候变化、政局动荡、战争破坏以及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等因素都是生态灾害发生的具体诱因。这些因素导致的生态灾害进一步恶化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人民生活困苦,但也提升了社会公众的防灾救灾意识,促进了现代防灾救灾科学技术的引进和防灾救灾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的防灾救灾积累了历史经验教训。     

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

“5·12”汶川8．0级大地震发生以后，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西南交通大学全校师生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开展抗震自救工作，迅速高效地开展了维护正常校园秩序、安抚数万师生、加强校园房屋检测、抓好卫生防疫等工作。同时，学校还牢记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努力发挥学科专业和人才优势，积极投入抗震救灾战斗和灾后重建工作。震后，学校立即动员、组织专家服务团奔赴灾区，积极参与灾区房屋建筑、桥涵及地质安全排查工作。自5月13日开始，应省、市有关部门及成都铁路局要求，学校派出由60余位房屋建筑、桥梁、地质及遥感、岩土及减灾、隧道及地下建筑、环境等方面专家组成的“西南交通大学抗震救灾专家服务团”奔赴灾区，为防止震后次生灾害的发生、稳定灾后社会秩序和尽早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技术援助。应有关部门的请求，学校派出地质及遥感专家积极参与堰塞湖、滑坡等灾情遥感监测与评估，快速确定倒塌房屋、滑坡、堰塞湖的位置与范围等情况，为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派出爆破专家参与灾区近百处高危建筑物爆破，为保障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抗震救灾交通线的通畅作出了突出贡献；派出物流、交通运输、经济管理、计算机、旅游等领域专家参与救灾物资物流信息管理，保证了全省救灾...     

1912-1928年荆江地区的赈务研究

民国前期荆江地区水灾频仍，严重的水患给荆江地区的赈务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试图将赈灾救灾制度化、法制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赈务机构，颁布了某些赈灾法规，采用了急赈、蠲缓、米禁、贷款、农赈、工赈等救灾措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水灾的救治功能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赈务取得了一定成绩，解救了民生疾苦，成为了这段不幸年月中广大灾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国前期动荡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减震器，维系了荆江地区社会的稳定，不过，政治黑暗和经济凋敝最终影响了赈务的实效，极大地消蚀了社会的赈灾救灾能力。     

从1934年湖南赈务看民国时期荒政近代化的趋向

1934年湖南早魃为虐，灾难深重，湖南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这些举措虽然大多沿袭传统赈务的方式，但在赈灾机构、赈源募集、救灾方式、信息传递、国内外慈善机构的介入及赈务人员素质的变化等方面都体现了民国时期荒政近代化的趋向。     

从《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看空间技术与国际减灾合作

<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旨在促进各空间机构与空间系统运营商之间在利用空间设施进行灾害危机管理方面的合作,在危机期间向遭受自然或技术灾害影响的国家或群体提供数据、信息及服务,支持受灾国家的灾害管理决策,减轻灾害对人类造成的损失.我国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启动合作机制,取得了灾区情况的重要资料,有力地支持了救灾工作.天基信息保障对于救灾具有重大意义,而国际合作机制加强了这种保障.空间减灾宪章实践了外空法之国际合作原则,空间减灾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民间赈济：一九三四年浙江旱灾中的甲戌全浙救灾会

一九三四年，浙江遭受重大旱情，旅沪浙籍人士组建临时性赈济组织甲戌全浙救灾会对家乡进行赈济。全浙救灾会对浙江旱区的帮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主动筹资对灾民直接赈济；第二，积极联合其他慈善团体，共同募捐，对浙江灾区施赈；第三，利用会员个人社会活动力以及团体影响力，向政府施加影响争取官方赈济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全浙救灾会对浙江旱区的赈济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显示了近代民间团体力量对赈灾做出的贡献。     

晚清河南灾荒救助体系的特点及成效

晚清时期我国内忧外患严重,灾荒发生频繁,随着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传统的灾荒救助体制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由此出现的救灾主体地位的变化、救灾意识观念的更新以及新型救灾模式的产生,都对传统的荒政体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但由于当时政府的腐败、荒政管理体制的松弛以及社会救灾资金的匮乏,使得近代兴起的官民合办的赈灾模式并未取得其应有的救灾成效。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与赈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旱灾多发期,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和江南、中原及西北等广大地区。旱灾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各封建政权对赈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实物赈济、移民就食、减免租调和徭役、掩埋遗骸、放贷、减轻刑罚、节约开支及开关弛禁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