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

本文分别介绍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相关理论,对比两大原则的优劣,并阐述了两大原则在教学中的应用。     

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

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两大准则,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原则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语境下的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使这两大原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韦伯官僚等级制的非人格化特征及启示

韦伯的官僚等级制设计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在对传统官僚等级制的批判中提出的这种非人格化特征既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同时在实践中又存在着偏差。本文在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实践中的偏差提出救治的方案,从而揭示这种非人格化特征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作用。     

官僚制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及生命力分析

官僚制作为一种经典的组织形式,已被广泛使用多年,它一方面发挥着优势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很多弊端。本文简要回顾官僚制的产生、发展与其特征,并从权威、稳定、效率等方面分析官僚制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及生命力。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可以分成主奴关系和普通的尊卑关系两种类型。元代以前的君主官僚制社会中 ,由于官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名义上无限至上的君权在行使中受到很大限制 ,君臣之间形成一般的尊卑关系 ,没有主奴意识。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 ,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 ;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 ,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 ,传统中限制君权的诸多政治运作 ,如封驳制度、执奏制度等 ,在元代被大量破坏或不克施行 ,官员也难再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和自觉。当然 ,元代以前 ,君臣之间的尊卑反差一直在缓慢地扩大 ,元代则使其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明、清两代继承     

等级制和社会网络:社会场域中的权力与交换关系

支撑社会生活的种种力量或结构可以分辨出两类独特且关键的社会实践形式,前者是政治的或行政的等级制(adiministrative hierarchy),也就是一般所称的"科层制"或"官僚制"(bureaucracy);后者则专指微观水平中行动者的人际关系的建构和维持,又称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在对基本概念作了清理之后,文章的重心将放在对社会网络和等级制两者之间关系实例的阐述上.论证的主要依据是笔者1997年夏天在山东省济南市B镇所作的乡镇行政实地调查资料,并以此来和丹麦人类学家0le Bruun描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四川省成都市某商业街区城市个体户和当地条块管理机构之间关系的民族志,以及美国人类学家杨美惠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的"关系学"的研究作相互的印证和批评,以使我们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和权力等级制的特征、作用机制和互动效应.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

在后现代理论批判官僚制的背景下,一批批后现代理论者也在想方设法重构官僚制。后现代理论主张以企业化政府来提高官僚制组织的效率,由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移来重构行政国家,将行政权力向他者开放来重构官僚制主体,从官僚制的控制中将人解放出来以重构官僚制权威,通过官僚制技术政策利用上的改进来重构政府风险治理。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体现为,官僚制不可或缺,解构官僚制,更要重构官僚制,完善官僚制。应着力改革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摒弃官僚制本身。     

官僚制的价值与限度——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既迎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适应了工业社会的时代要求。可以说,官僚制本身有其合理性部分。但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本身也存在着某些不可规避的缺陷,而且与当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全新要求相左。基于此,我国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在进一步强化现代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和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不断对官僚制进行扬弃和完善。     

官僚制组织: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

本文主要目标是证明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自韦伯首次提出以来,该组织形态就是一种能够大规模程度上纯粹以技术上的优势见长的组织形态。虽然其本身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其根本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的基本结构在政府部门中一直存在着。马克斯.韦伯后的组织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完全取代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并且在信息时代下政府部门再一次地向整体性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回归。     

韦伯的理想与现实——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一种解读

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评价是相当多、相当复杂、甚至相当矛盾的。正如克罗齐曾言 :“有关官僚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充满着迷思……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把官僚制组织看作是现代世界理性的化身 ,并因此而认为它高于所有其他理性的人类组织 ,但另一方面 ,许多作家 ,常常是同一批人 ,则把官僚制看作是一种利维坦 ,准备把人类置入牢笼”① 。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本身就包含这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他认为官僚制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只“铁笼” (ｉｒｏｎｃａｇｅ) ,但另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指出 :“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 ,所谓的迈向…     

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

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及其实在的社会建构方式是理解和说明现代官僚制行政伦理的两个基本方面。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是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内在于官僚组织的逻辑和规则并实际起作用的伦理。它作为由社会建构的观念,是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的反映。官僚制组织的行政伦理属于责任伦理。     

官僚制:基于整合途径的再审理

对官僚制的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途径:政治学途径、社会学途径和公共选择途径。政治途径将官僚制看作一种政治体制类型,社会学途径将官僚制看作是组织形式的一种理想形态,而公共选择途径则认为官僚制是具有刚性特征的官僚组织。只有将这些途径对官僚制的研究整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官僚制多维度的理论意蕴,才能对关于官僚制的争论进行理性的审视和反思。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官僚科层制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播

秦汉是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在这个以官僚科层制为核心的超稳定结构中,政治传播系统与官僚科层制相互耦合、嵌套,强化。庞大的官僚科层体系与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条使秦汉政治传播中的信息歪曲与失真不可避免。由于没有独立和多元的信息收集机构,信息的扭曲、缺失或泛滥成为制约官僚科层制运作的瓶颈,帝国治理的悖论由此形成：官僚科层越严密或庞大,则信息扭曲的概率越高,信息越扭曲,则官僚科层越趋严密或庞大;由于信息失真的不可消灭,自上而下的传播效率越高,整体信息风险就越大。这正是官僚科层制本身的内蕴特征。通过对秦汉帝国的组织结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官僚科层制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     

论以决策为中心的管理组织

传统的等级制组织似乎正在结束其历史使命，刚露端倪的现代社会变革已经使等级制暴露出其若干不适应性。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管理组织模式适应组织运行的新方式。本文认为，新的组织模式应是以决策为中心的模式，即决策分权化、信息交互化的组织模式。本文分析了现有组织的设计逻辑，探讨了建立以决策为中心的管理组织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以决策为中心的组织即网络制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框架     

官僚制视角下的中国司法管理

将我国司法管理的现象与官僚制的特征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司法管理,无论观念上、制度上或者实际运行上,都与官僚制的特征有惊人的相似;官僚制在我国司法管理体制中的发育程度相当高。本文通过对科层型司法组织和协作型司法组织两种组织结构模型及其与意识形态和诉讼程序的关系、官僚制与合议制的区别两个方面,论证了官僚制在司法管理中的不适应性。     

汉唐间社会财产私有权问题考论

随着两汉土地私有制的相对成立，私有经济在中华大地上全面铺开，尤其是官僚豪强的私有经济迅速膨胀，以官僚贵族等级制为主轴的私有财产分配秩序逐步形成。国家为维护其统治格局与社会治安，法律制度中不断增添着一些客观上有保护私有财产内容的条款，唐律作为中华法系成熟的标志，这方面律文确也不少，似乎当时保护财产私有权的法律问题已不容置疑，法制史有关论述可谓俯拾皆是。然而，笔者以为，法律保护平等的财产私有权之命题实从罗马法中取来．鉴于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社会之结构、内涵都存在极大的不同．该命题是否适用中国古代，其…     

中国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设立和运作逻辑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逻辑,在于地方政府面对非常规任务环境,基于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考虑,对常规官僚组织进行的自洽性调整.具体运作的逻辑,是借助上级领导的权威,通过“任务发包”和“责任捆绑”的形式整合职能部门力量,促成非常规任务的快速推进.它与常规治理方式一起,构成了中国官僚制组织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有机循环体系.     

社会抗争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政府外部成本的视角

外部成本的存在是政府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以强制为基础的政府,只要在其宪政规制中无法将全体一致同意规则确定为现实中的政治决策原则,就一定使得部分公民出于自身偏好而产生的意愿与政府决策的结果相悖,由此承担政府外部成本。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在国家自主性特征的表达过程中,从宏观、整体视角出发的行动选择及其结果往往会在微观层面造成对少部分个体的利益损害,表现为政府外部成本,并由此引发各种形态的社会抗争,而社会抗争又使得政府外部成本发生了变更。最后,国家建设中的民主化进程推动着合法层面的社会抗争,并将原先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分散化对抗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由此又进一步加固了政府外部成本的存在。因此,仅仅作为国家建设中的一个维度的民主建设也无法完全消解社会抗争。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