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商会设立的商业学堂

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在中外商业贸易的激烈竞争下，认识到了新式商业知识的重要性，创设商业学堂以培养专业人才。商会创设的商业学堂有着教育目的明确、教育对象逐渐开放、教育教学设置实际和教育力量谋求互动的鲜明特点。新式商业学堂的建立，培养了大量商业人才，冲击了千百年来“重农抑商”的陈旧观念，初步改变了一些地区的教育面貌，对近代教育理念的更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原因与社会救助研究

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给潮汕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而此次瘟疫流行是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救助和防治,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同时提高了民众的防疫意识。     

清末商业组织对汉口贸易发展的推动

清末汉口贸易的发展极为迅速,它的发展与当时商业组织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民间的商业组织如行会、公所、商会在统一计量工具、提倡诚信经营、调解行业纠纷、维护国内商人利益等方面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商务局在维护市场、开商智、联商情、兴商学等方面着力扶持,二者共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商业贸易环境,为汉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商会仲裁制度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帝国秩序逐渐走向崩溃,国家与社会力量不断调整。清末民初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商会及其裁决职能,以应对司法体系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的不足。对于商会裁决,政府采取鼓励与限制并行的方针,在推动商会实现其商事裁决职能的同时,又力图避免其权力扩张对国家权力的侵夺。在实践中,商会与官府密切合作,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商会裁决始终处于依附和辅助性地位。商会裁决更多地体现了近现代仲裁性质。清末民初仲裁制度的兴起过程,显示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彼此博弈、相互依存与合作,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弱势国家、专制政府的选择和仲裁制度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代仲裁制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潮汕地区妈祖信仰探略

潮汕地区不仅继承了福建莆田原有的妈祖崇拜,并且创造了更为独特的信仰文化。妈祖信仰在潮汕地区传播并流行有其具体缘由,潮汕颇具特色的妈祖信仰文化也给潮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潮汕地区海洋渔业发展变迁析论

潮汕地区临近海洋,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形成了发达的渔业经济。民国时期,潮汕渔业在生产规模、水产品加工及销售上在广东省渔业区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资金、渔业科技教育、渔业规章制度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使潮汕的渔业已具备现代渔业的基本特征;但由于民国时期政局的混乱、生产技术的落后及渔民生活困苦使得渔业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民国时期潮汕渔业的发展变迁反衬出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艰辛过程。     

潮汕地区中英交涉数事

本文根据近代英国驻汕头领事馆档案资料，考察了英国在汕头的开港、设领及汕头新关的开设，潮汕人民的抗英活动，英国在潮州府城设领，潮州总兵方耀与英领事的关系，以及英领事被殴打等事件，以期促进对近代潮汕地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     

我国潮汕地区礼俗经济发展研究

潮汕地区礼俗经济不断发展,初具产业化,又适逢当前国家正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特殊时期。因此,有必要促进礼俗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使社会礼俗成为扩大内需的途径,通过礼俗产业开拓国内市场新领域,以税收管理促进礼俗产业的发展,以弘扬传统文化创新礼俗产业形式。     

初探清末江苏教育相对落后之原因

清末江苏新式教育未能冠于全国，原因并不单纯，既有地方大吏推行不力的因素，更有受江苏近代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潮汕地区女性犯罪的实证统计分析

通过对1684份刑事判决书的统计发现,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潮汕女性,犯罪率相对较低,而且远低于男性的犯罪率。其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毒品、赌博和财产犯罪三个方面,犯罪主体以本地女性为主,她们的犯罪情节相对较轻,主观恶性亦较小,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从汕头到揭阳、汕尾和潮州依次递减的趋势。潮汕女性犯罪人的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意识薄弱、吸毒成瘾人员的比例较高,反映出潮汕地区的女性犯罪防控仍存在较大压力。     

明末清初来粤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时 ,随着社会的进步 ,耶稣会士们采取的是“文化传教”策略 ,在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 ,极力融合中西文化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清末新政刍议

本文对清末新政的起因、历史作用与经验教训作了多角度的分析,认为新政作为晚清政府的自救之举全面推动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并从改革时机、政府权威、领导者素质和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     

清末广东警察职能分析

晚清警察的设立是以国家职能为目的,社会服务职能是警察职能最外在的表现,但由于清政府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决定了广东警察职能的特殊性。文章对广东警察社会服务职能内容和作用进行阐述,并从人口控制和舆论控制的角度重点对广东警察的国家职能加以论述。     

清代陇东地区镇的类型分析及其形成因素

明清时期是市镇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在江南地区,市镇亦然成为镇的代名词。但由于区域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尤其在北方边疆地区,镇的类型呈现多样化。具体到陇东地区,镇的类型主要有军镇、驿镇、商镇、混合镇等,但其中以商贸性质的镇为主。另外,历史因素和自然地理环境是造成镇的类型形成的重要因素。     

清代湖南商贸问题浅析

清代湖南商贸有三个基本的表现形式:转口、过境与市肆,由此形成了湘潭、郴州、岳阳、常德等几个商品集散中心。明代以降的经济发展,是形成这种贸易与特征的社会背景。这种商贸一方面满足了清代湖南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需要,一定程度活跃了城乡经济,催生了一批市镇,在西南边境经济与内地经济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商贸的发展又是单一的,带有政府强制性的行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基本上为外省之人,本省之贾亦或难见方志史传。     

湖南绅士与晚清实业建设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晚清的中国社会被迫走上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湖南绅士为了抵御外来的经济侵略,在清末新政的热浪中,掀起了一个实业建设的新高潮,一批受过西式教育、拥有近代经营理念的新派绅士逐渐取代了旧派绅士,成了晚清实业建设的主要社会力量。     

清末公司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

清末时人们对公司企业的法律属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揭示了洋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治理机构和监管机制方面的弊端,要求政府立法规范公司企业的内部运作.清末<公司律>出台,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公司企业实践发展的需求,为清末公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框架.同时,实业界、思想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公司企业的治理与监管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清末陕西留日学生考略

清末,在出国留学日本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陕西留日学生日渐增多。有的论者认为清末陕西留日学生的有五、六十人之多,有的论者却认为有七八十人之多。现据有关可靠的史料考证,已经超过一百一十人之多。他们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和阶级矛盾逐渐激化的形势下,迅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敲响了埋葬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清代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考证

清代是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分布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其回族人口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清朝初至道咸年间,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数量较少,主要分布于卫所城镇和交通要道沿线;清同治前,回族人口已具有一定规模,并形成众多回族人口较为集中的村落,回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已见雏形;清同治后期,朝廷实行的迁移政策及逐步恢复的经济,成为影响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