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释"探马赤"一词及其与"探马赤军"的关系

本文通过参考中外蒙元史家关于"探马赤"一词的不同看法,对其来源和释义进一步加以分析,并且采用元代史实阐述蒙元时期探马赤军的本质与特征.     

蒙古时期山西的探马赤军与达鲁花赤

探马赤军是蒙元时期的重要兵制之一,而达鲁花赤则是重要官制之一。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对此已有较多的论述,弄清不少问题,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从地区角度展开的论述并不多见。本文试就蒙古时期山西的探马赤军与达鲁花赤的起源、职能、地位及其作用等问题加以分析...     

南阳地区的回回民族

南阳地处河南西南隅,回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南阳地区回族人口共124454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1.2%,回族人口数居河南各地市之首,回族遍布该地区13个县市,其中万人以上的有南阳市、南阳县、邓州市、方城县、镇平县。南阳的回族人民以自己的民族特点,在缔造南阳地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南阳地方志和民族史上都应留下一定的篇幅。一、来源和分布宋以前,南阳一直为汉民族的居地。自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起,始有回回人来新野定居。但其主要来源,当是元代初期随蒙古军中的“探马赤军”而进入的。这些回回人,因“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受南阳屯田总府统辖,留居从事农业生产,成家立业,正式成为南     

“探马赤”词源新释

探马赤,在史料中又写做探马、探马臣等,它是蒙古族历史上一种军制的名称,对于该词的词源及含义,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众说纷坛,至今尚无定论。 贡歇颜先生认为:探马赤一词源于突厥语的“答摩之”和契丹语的“挞马”或“挞马城”,“先为扈从之官,后为前锋之士而己。”     

蒙元流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许多独特之处。而相关律典的散佚和文献记载的含混,给我们今天研究此类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较大。而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针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则能够比较清楚地探明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蒙元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并加以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仍十分普遍等问题。     

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

内迁畏兀儿人的主体即普通民众的情况,与此有很大不同。他们是以聚族而居的聚落形式,定居于关内各地的。内地普通畏兀儿民众,绝大多数是受海都、都哇等西北叛王发动的战争的波及而迁居内地的。朝廷在安置畏兀儿人时,赋予了其浓重的军事色彩。各个聚落,除永昌和大都外,在形成之初,大多带有军事镇戍或屯田驻扎的性质,这与他们探马赤军的身份有关。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上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寻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分别发生在蒙哥汗统治时期的1255、1256、1258年和忽必烈在位时的至元十八年.在蒙元政府的支持下,佛教在四次辩论中打败了道教并最终成为帝国的国家宗教.蒙元政府主持召开辩论的深层目的在于甄别各教优劣、遏制全真教过快膨胀和巩固藏传佛教国家宗教之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其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是宗教必须有助于而不能威胁到其统治,考虑境内民族成分和统治区域的变化,要符合蒙元王朝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国策.     

赵复在北方传播理学的意义和贡献

赵复在北方传播理学的意义和贡献魏崇武赵复是蒙元初期重要的文化人物。中国理学史、教育史等著作，都把赵复当作元代理学、教育的开山之祖，专门加以介绍，但又因资料太少而语焉不详。侯外庐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对赵复生卒年的考辨还出现了不少的错误。这里存在一...     

开创蒙元史籍整理的新时期——读田虎的《元史译文证补校注》

中国的古籍十分丰富,在浩瀚的古籍大漠中,使学者最感头痛的是蒙元史籍。这不但因为蒙元史籍除中国(包括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外,还有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甚至世界各国学者的多种文字;而且,蒙元时期由于制度本身和文化中多民族因素的存在以及交互影响带来的特殊困难,     

搠力蛮部探马军之变迁：从帝国边军到汗国军阀

搠力蛮部探马军,是13世纪30年代蒙古派出西征并镇戍边境的军队。在搠力蛮、拜住的相继率领下,到13世纪50年代,这支军队盘踞外高加索地区,有了半独立倾向。伊利汗国建立后,为加强中央统治,不得不剪除这一军事、政治障碍。拉施特在《史集·部族志·雪泥部》中插叙了搠力蛮部探马军在伊利汗国时期的变迁,揭示了历代伊利汗通过各种手段,制约并削弱该部的过程。从旭烈兀到合赞,伊利汗国逐步蚕食这一帝国早期遗产,最终将其剪除。     

论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的实质

贡女制度是 1 3世纪前期到 1 4世纪中叶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重要的交往形式之一 ,它以制度化的方式 ,规定了蒙元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不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体现了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的政治控制、民族压迫和人口掠夺等政策 ,是双方宗属关系的典型体现     

蒙元时期旅游主体之构成初探

蒙元时期承继了唐宋的旅游发展势头,旅游活动兴盛,并在旅游主体的构成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蒙元时期旅游主体由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商人、宗教人士、国外旅游者和普通百姓构成。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前三者,而国际旅游者的活跃,则是此前各朝少见的。     

史为一家——先秦史家研究之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有史家这一家。史家是一家思想, 而不是一门学问。史家思想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问题上（ 即“戎”） 和文化、礼乐问题上（ 即“祀”） 。礼是史家的思想核心。《春秋》是史家的创始之作, 而《左传》则是史家的成熟之作。     

史家历史思维结构解析

作为特殊的思维主体,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个体角度看,史家历史思维系统内在心理因素具有三个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每一层次在史家历史思维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形成史家独具个性的历史思维图式。从社会角度看,史家的历史思维并不是单纯的个体思维,而是受历史、社会、阶级、学派等多重因素制约,具有明显的群体社会化特征。从思维序列看,历史理解、历史判断和文本表达构成了史家历史思维递进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史家历史思维能力与结果即贯穿在这一过程中。     

马祖常丝绸之路诗歌创作谫论

马祖常是蒙元时期一位重要的西域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其丝路诗歌以描绘丝路西北段、吟咏上都、表现大都等地的风光、习俗为主,语言清雅、感情清醇,为蒙元丝路文学由前期歌吟西域转向后期表现北方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王祯诗歌创作缘起研究

元代王祯创作了207首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的诗歌。这些诗受蒙元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影响而产生,是蒙元题画诗的繁荣和历代农书体例传统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王祯诗情、才情和推广农器与归隐田园愿望的有效表达方式。     

邵循正史学探析

在20世纪中国史学谱系中,邵循正史学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最初邵循正师从蒋廷黻,专攻中外关系史,他撰著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中外关系史",中国学者开始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以及对相关涉外历史事件的定性方面具有了话语权。在欧洲留学期间,邵循正改习蒙元史,大量参证中外文献,坚持语言学与史学考订相结合,成熟运用对音法、考证转借词、史文互证等方法是其蒙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1949年以后,邵循正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转向近代史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其史学研究的又一个高峰期。系统探析邵循正治史领域的前后变化,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其治学之路的特点,亦可从中窥见史家、史学与时代的关系。     

论史家人格

我国自古就重视对史家的研究。自孔子提出“良史”称号,唐代刘知几又提出了史家三长说,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德说,近代梁启超集其大成为史家四长理论。此后至今,凡论史家,无有越此樊篱者。但是史家四长理论虽然精辟,虽然富有指导意义,却只说明了史家研究历史的条件,并不揭示已成就了史学事业的史家的本质特点。思虑至此,遂用现代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对史家进行分析,由此对史家的人格、人格特质和人格形成机制有了一定的看法。于是草成此文,以请教于专家同仁。     

元朝蒙古族教育的异彩华章

蒙元统治者高度重视教育,百余年间采取了一系列兴教政策和措施,创办了诸多各级各类学校,使蒙元教育一改传统的、单一落后的教育方式,以其在教育领域的诸多创新和鲜明特色而独树一帜,不仅谱写了蒙古族教育的异彩华章,也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教育史留下了耐人回味的一页。     

回鹘时代的北庭城——德藏Mainz 354号文书所见北庭城重建年代考

北庭是西州回鹘的都城之一,但有关回鹘时代北庭城的历史记载却鲜见于传世史料。德藏Mainz 354号吐鲁番文书透露了北庭城曾被毁弃和重建的宝贵历史信息。笔者结合传世史料和出土文书,考证出西州回鹘的北庭城曾经在866~869年间的战事中被毁,而Mainz 354号文书所记北庭城的重建之事可能发生在公元900年前后。此后直到蒙元时代初期,北庭城一直作为西州回鹘的都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