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与大历史--莫言《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及价值

莫言的《蛙》透过新中国60年的乡村生育史探求“人”的生存本相,塑造了众多底层小人物。在书写他们的命运和遭际的同时,莫言表达了对“人”的探讨,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反观莫言30年的创作,他坚持把小人物置于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人性,思考人生,其书写的发生学机理源于他的人学观、文学观,“恋乡-怨乡”的文化心理与乡土经验。然而,无论是言说苦难的方式还是批判现实的力度,《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均在莫氏人物谱系中发生了嬗变,构成其独特性。     

迈克尔·坎宁安《时时刻刻》中向死而生的“自由”追寻

美国现代著名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发表于1998年的小说《时时刻刻》是对英国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先锋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表达敬意的一篇佳作。小说不仅效仿了伍尔夫的作品《达洛维夫人》的意识流叙事风格,也描述了因《达洛维夫人》而有内在联系的三位女性的某一天的生活、心理活动和精神世界,透过现实的喧嚣,直击人的心灵深处,探索了他们困顿挣扎的精神生活及向死而生的无奈和窘迫,他们生活富足,却精神萎靡,他们是精神领域的自我放逐者,时时刻刻游离于所处的时代,甚至以死来抗争这个时代,获取精神的自由,反映了20世纪西方人的精神危机。     

生存困境与精神契合--《城堡》与《在酒楼上》、《围城》、《雷雨》比较*

比较鲁迅的《在酒楼上》与卡夫卡的《城堡》,“追寻”是作为一种生存的状态而存在;钱钟书《围城》与《城堡》中表达的是人的生存困境:现实世界对人的挤压和抛离,作为个体的人总是处于漂泊和被悬置的状态;而在曹禺的《雷雨》与《城堡》中,人物的行为不仅仅体现他们个人的意志,还体现了“命运”的意志,而理想虽一再地破灭,但理想本身却不会消失,并且永远都闪耀着美丽的光辉.     

《凡人》之死的生存本体论解读

就生命的终极价值而言,人生就是一个从非本真的“向死而在”到本真的“先行到死”的过程。 此在唯有真正地清醒死亡,避免陷入惧死、避死的“沉沦”,才能以扫尽尘嚣的泰然姿态直面无法回避的死亡,实现超越生存本身的“向死的自由”。 从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下的“存在”视角思考小说《凡人》中的存在与死亡问题并得出结论：作为灵性存在的人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能够通过对“死”的洞悉,使自己成为在世的神;人既是向死而在的凡夫俗子,更可以依藉先行到死的方式超脱凡俗的肉身,凸显此在“存在”的真正意义。     

关于生存与死亡的思考——试析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困惑着人类的生死之谜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之一。关注死亡就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生存。《达洛维夫人》中通过人物对“生”与“死”瞬间的顿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作者对人类生存与死亡的关注、思考和剖析独具特色、发人深省。     

从赵树理到莫言——以《“锻炼锻炼”》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农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民族的寓言：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的冲突与融合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靠本民族自身的纵向积累与进步,及其与世界各国外来文化之间的横向交流而得以发展壮大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倡世界文学理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库切,其作品《蛙》与《耻》均通过描写生态环境现状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与融合,折射出社会现实与人文关怀。莫言的《蛙》,通过讲述作为乡村医生的"姑姑"所推行的新法接生与计划生育,反映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批判性话语的婉转表达。给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约束者以启示,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人文关怀的生存方式的反思与探索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同样,库切的《耻》通过描写大学教授卢里因绯闻被学校开除和女儿露西在农场被黑人强暴的事件,展现了殖民主义给新南非人民带来的身心痛苦与生活困境。同时,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也都在努力为后殖民社会的和谐重建、友好共存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本文试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寓言性的视角浅析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关于人如何救赎的问题。采用詹姆逊的寓言理论试图阐发作品中隐含的文化意蕴,将人的罪恶与救赎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进行考查。从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故事表层上看,均表现了人们的赎罪心理,两部作品具有深刻的寓言性。詹姆逊关注寓言对当代的作用,而小说《蛙》与《耻》则通过讲故事给人以启示与反思,人们都在共同努力为民族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有益的尝试。同时,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莫言《枯河》的变异性

莫言的短篇小说篇幅虽然不长,却有着丰富的内涵。他早期创作的《枯河》,就是一篇向度深、广度泛的短篇小说。《枯河》中,莫言显露出他陌生化叙事的特点,以语言、感官、心理、结构的变异为突破点,对乡村权势和奴性的压抑进行了一次"向死而生"的反抗。     

记忆·语言·死亡：卡夫卡《失踪的人》解析

对“记忆、语言和死亡”问题的探究是理解卡夫卡长篇小说《失踪的人》的关键。小说主人公卡尔失去了记忆、被剥夺了历史;语言在现世中的缺席使他无法融入群体;死亡作为每一个生存个体的归处,卡尔却欲死不得。一个没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只能沦为“失踪的人”。卡夫卡通过聚焦“人的失踪”问题,触及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人的生存困境以及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创伤。     

《晚熟的人》中的秩序与法律问题

以奥古斯丁“至高法律和至高秩序”的角度,可以拓展关于文学、秩序与法律的思考空间。莫言新作《晚熟的人》,若从爱与律法、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及建立这一秩序的“前三十年”(1949—1979)与“后四十年”(1979—2019)的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三个方面看,可以揭示出该作品在文学与法律的关系上的独特价值。在《晚熟的人》中,莫言从道德伦理秩序到社会法律秩序再到灵性精神秩序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反思,从这一多重秩序的建立直至完成,他凝练地刻画出了一幅更为立体的全景图。     

爱与死--《野草》与《十夜梦》比较之一

“爱与死”是鲁迅的《野草》与夏目漱石的《十夜梦》的一个共同主题。然而,“爱与死”之于鲁迅和夏目漱石来说又是有所区别的,处于道德困境中的鲁迅是用“死”的砖石来建造“爱”的巴别塔,即“向死而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浓重的焦灼不安和痛苦不堪;而处于“幻影之盾”中的夏目漱石是用“死”的炭火来锻炼“爱”的真金,即“因死见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无奈和悲哀无助。另外,鲁迅与夏目漱石又都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来反对一种虚假的爱与死。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中植物隐喻研究——以《牡丹亭》和《仲夏夜之梦》为例

汤显祖《牡丹亭》和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植物意象基于人类身体体验投射构成丰富的植物隐喻,两部剧作中的植物隐喻总体上呈现“同异并存”“同中存异”和“同大于异”的情形。其共同之处在于,两部戏剧中投射人域的植物隐喻所占比重较大,且分类相同,体现了人类基于自身对“植物”体验认知的共性。《牡丹亭》中经植物投射的“人名”源于剧中的人物,即“人化”,而《仲夏夜之梦》则来源于植物本身,是“物化”的结果,这是由于戏剧家基于现实生活体验形成不同的写作风格和文学精神而造成的。“物域”的不同,表明两部剧作构建的场所之异,《牡丹亭》背景发生在“异托邦”后花园,而《仲夏夜之梦》则是“乌托邦”雅典森林。     

《雷峰塔》传奇与《雷峰宝卷》

作为宗教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雷峰宝卷》与文人作品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的比较，展示出不同的思想文化因素如何造就着不同的审美价值。方本传奇的情节是性格化的，而《宝卷》则呈现一种天数其表、伦理其实的状态。方本传奇的人物按生活现实化了，《宝卷》则按伦理标准理想化了。方本传奇带着现实的全部复杂性而对人的欲望加以肯定，而《宝卷》则以儒佛结合来规定现世生活的进程，同时也突出了这“和谐”格局中的冲突。     

从本地到本土——论莫言对《聊斋志异》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莫言从儿时在故乡聆听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到创建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向世人呈现了自己曲折、复杂的创作历程,实现了继承、借鉴后的创新,揭示了他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间的师承关系。莫言通过向蒲松龄学习,开始自觉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汲取《聊斋志异》创作资源的同时,在小说中加大魔幻叙事的比重,注重艺术的转化力与创造力,通过中国式的魔幻叙事,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当代文化寓言,并在汲取诸多"现代"元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莫言说的"讲故事的人"考察其创作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关系,莫言的小说其实同后者一样,延续了民间的艺术创作道路并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化色彩。从本地到本土,莫言的经验值得思考。     

《论语》和《东巴经》中祭祀、丧葬礼仪比较

自先秦时候起,祭祀和丧葬礼仪便成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孔子对此就相当重视,有“祭如在”“事死如事生”的领悟.纳西族的《东巴经》在祭祀,特别是丧葬仪式上与《论语》有着同样的内涵,他们通过“祭如在”的仪式,表达着积极乐观看待死亡的态度,渗透着对生命本质意义的领悟和智慧.     

川端康成《雪国》与莫言《白狗秋千架》的人物形象相似性考察

莫言文学的国际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被翻译成英、法、德、韩、日、希伯来语等四十多种语言；二是莫言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地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其中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对莫言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的视角，从《雪国》与《白狗秋千架》的人物形象出发，具体考察这两部作品的相似性，为莫言文学的域外影响研究提供参考。     

从《四十一炮》看莫言的人性关怀

莫言旧作《四十一炮》是莫言对人、人生、人性最朴素也最真实的解读.《四十一炮》中的乡民们,对肉神与五通神顶礼膜拜,而这种宗教式的崇拜实质上是食物崇拜与生殖崇拜,这是关乎人类生存繁衍的两个重要方面,属于人的自然本性.人在社会交往中生成的社会性,多角度折射出人性的正邪、美丑、善恶,这些人性的丰富性也在《四十一炮》的故事叙述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

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在2008年“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时对决。《生死疲劳》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中共政权下的农村变化;《巫言》则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决选的结果由《生死疲劳》胜出,《巫言》的成就其实可以等量齐观。若以1949年标志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至2008年适为一甲子的结束,60年来的中文小说精彩纷呈,以朱天文和莫言各自所占的位置为探索的起点,可以探讨他们各自所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并且进一步借着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     

论莫言小说中的动物与人性——以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为中心

莫言是当代中国重要作家,其作品反映社会历史变化,从近代一直写到当代,堪称史诗。在许多作品中,莫言描写了各种动物,构成作品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其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生死疲劳》是莫言重要作品,在描写动物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这部小说中,动物的生命活动非常精彩,有意义,与人类的社会行为形成对比。莫言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传统,思考严肃、重大的主题,即人性的问题。动物形象对于莫言的创作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他探讨人性问题,从动物的身上认识人,用动物的眼光审视人。     

文明忧患与个人幽暗意识——夏目漱石《梦十夜》新解

《梦十夜》是夏目漱石在前期小说外向的文明批判之余,转向内心的一次心灵书写。对《梦十夜》的解读多有分歧,但首先可以确定的有两点:一,《梦十夜》中有很多故事涉及“等待”主题;二,《梦十夜》中渗透着浓烈的死亡意识,出现诸多死亡事件和死亡场景。这两个核心主题,是早期漱石带有公共性的文明忧患意识,与其个人内在的来自生的不安与死之梦魇的幽暗意识的混合表达,二者相互交融,构成夏目漱石文学独特的幽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