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荼”、“茶”异同考略

该文就“荼”与“茶”之异同略加考释，以期弄清“荼”“茶”纠纷之缘由。结论是“荼”及其异称“茗”、“荬”、“(荈)”、“选”等，都是指“苦菜”。“茶”本名“檟(或作‘(木荼)’字)”，即“苦荼”。二者本自不同一为草本，可食用；一为木本，可入药、饮用。“荼”与“檟”相混，始自晋。及唐始见“茶”字，并以代称本届“苦莱”之“荼”、“茗”等。此后，文献中“荼”与“茶”混用尤甚。     

山西方言的特指疑问句（二）

问方式的疑问代词常用“怎么／怎嘛”的合音形式“咋”、“作”、“啧”以及省略形式“怎”等，少数方言用“阿地”“得嗫”等。问原因的疑问代词有两套，一套是“怎么”、“咋”、“啥”、“甚”等，另一套是“（因）为啥”、“（因）为甚”、“（因）为什么”等，少数方言用“阿”和“争”提问。问程度的疑问代词在晋方言中一般用“多”，少数用“多来”、“多嗫”、“多待”等。“咋”是“怎么”的合音形式，“作”、“争”可能是近代汉语疑问代词“作”、“争”的沿用与发展，“作么”的产生时期应比“怎么”要旱。     

“啊近代汉语后期语气词”与“呀”、“哇”、“哪”的关系——以《聊斋俚曲》为例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词”呀、哇、哪”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哇”、“哪”与“啊”的关系错综复杂。“呀”、“哪”在成为“啊”的变体前，均为独立的语气词，在被纳入“啊”的音变轨道过程中，它们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哇”与“啊”的关系相对简单，完全是适应“啊”的音变出现的新形式。“呀、哇、哪”成为“啊”语音变体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逐渐展开，清末大致完成。     

古籍鸟兽名称所指考 16 条简

古籍中兽名“天狗”是今狗獾，“龙羊”是盘羊，“活褥蛇”、“褥特鼠”是红颊檬；鸟名“信天缘”、“信天翁”、“青翰”、“鹚”、“鹛”是苍鹭，“鸽”、“鸽鸹”、“赤颊”（鸽鸡）是白枕鹤，泽虞是骨顶鸡，鸟臼是燕卷尾。     

元代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世系考

有元一代地方官员之世袭，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即是其中的典型范例。其世系，第一代，所知者三：“束南玉钳部”、“举立沙”、“益立山”。其父辈，则三人：“玉里止吉住”、“答加沙”、“小李玉黑”。第二代，有“小李玉”、“阿沙”、“爱鲁”、“罗合”、“小钤部”。第三代，有“乞答哈”、“刺麻朵儿只”、“管固儿加固”、“教化”、“帖木儿”、“忽都答儿”等。其族属，东迁至“河东”又回迁“河西”的“沙陀”。其袭爵，“益立山”、“爱鲁”、“小钤部”、“教化”、“万奴”、“忽都答儿”、“野速普花”、“普颜”。究其长期存留类似“世侯”的情况，不能不怀疑与当地为窝阔台系封邑有关。除外，作为本文的“副产品”，还有一个接近原貌的“新”《李爱鲁神道碑铭》，附录于后。     

“阿堵”的意义及流变──兼论“阿”、“阿谁”的意义

《世说新语》中的“阿堵”为远指代词，相当今天的“那个”、“那里”，它的源头是“何处”；作为远指代词，魏晋演变作“阿堵”，唐宋元时作“阿底”、“兀底”，今方言中作“兀搭”；作为疑问代词的一支，古书或作“何处”或作“阿堵”，今方言中作“阿搭”、“阿坨”等。“阿”是“何”的同音通假，意义发展或作疑问代词，或作远指代词，不是传统所说的语气词。“兀”作为“阿”的音变，是远指代词，也非语气词。     

释“永”

“永”的常用词义为“长”，但“永”的本义向来众说不一。“永”的甲骨文形体有四种形式，“永”是“泳”的本字，“永”借表“咏”义，“咏”与“谅”为异体字。“永”、“泳”、“咏”、“谅”音义关系密切。     

汉字蕴涵的婚姻文化

汉字蕴涵丰富的婚姻文化信息。“姓”、“舅”、“姑”蕴涵了远古群婚制度，“家”、“室”蕴涵了对偶婚制，“媵”、“妾”、“姒”、“娣”蕴涵了多妻婚制。“婚…‘、娶”蕴涵了古代社会的掠夺婚俗，“嫁”蕴涵了买卖婚俗，“媒”、“妁”蕴涵了包办婚俗。     

从“百花舞厅”到“1912娱乐总会”

从曾经火爆一时的“百花”、“华夏”、“圆梦”，到历久不衰的“北极”、“时光隧道”、“海阔天空”，以及最近几年开业的“阿波罗”、“豪享王”、“1912”等歌舞娱乐场所，它们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又无一例外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无赖”词义辨误及梳理

“无赖”是中古、近古汉语中常用的俗语，多见于诗、词、曲。然诸家释义多误，原因亦在于望文生训，随文释义，未能根据语素确立有概括性的义项，又忽视于“无赖”意义发展转换的时代性。笔者为此提出辨误，以为：“无赖”本义为无靠，引中为指放刁撒泼等不端行为以及有这种行为的人，又引中为无可奈何，由此引申为无聊，再引申为无限，众多。从无聊义又发展为讨厌，烦闷、空虚，无意义、不庄重三项，所以“无聊”与“无赖”实为同义词。至于“无奈”，则在“无可奈何”义项上与“无赖”同义，又在“无限”义项上和“无那”同为“无赖”的代音异写词。总之，“无聊”、“无奈”以及“无那”都与“无赖”有一定的词义发展关系。     

我们·功劳·人伦——汉语词语研究三题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和反映着文化的发展状态。透过语言，总能看到隐在背后的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价值和文化含义。词汇，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责无旁贷地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等。通过分析“我们”的含义、探寻“工”、“力”、“功”之间的关系和“论”、“轮”、“抡”、“沦”、“伦”隐含的共同意义，得知“我们”之所以有两个意思，是因为中国人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而“工”、“力”结合即为“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要想成功或建立功劳，必须讲究方式、卖大力气，“人伦”最重要的是要有次序。     

本刊启事

本刊为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逢单月25日出版。本刊立足贵州，面向国内外，登载政治、哲学、经济、法律、文学、历史文化等方面学术论文，并辟有“理论探讨”、“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学研究”、“古代辞赋研究”、“人类学研究”、“贵州民族文化研究”等专题研究栏目，为校内外优秀科研成果提供发表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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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予》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责无”、“贱有”。之后的裴领、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释古与鉴今：四因说视域下包拯的财税思想与历史实践

该文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为视角，探讨包拯财税思想之“四因”，即“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的“本因”，“轻徭薄赋、救助荒馑、废榷减冗、兴农兴商”的“物因”，自身与政府百姓内外需求合力的“动因”，以及“改革经济弊制、增长财政收入、改善民生”的“极因”。透过“四因”间必然的逻辑架构，阐释“极因”作为包拯财税思想的“目的因”，是包拯财税思想的至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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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形声”异说

传统的“六书”理论体系中“形声”和“假借”之间存在着名称条例相互错乱的矛盾：“六书”的“形声”在构词上应是动宾结构，与“象声”、“相形”、“象事”、“家意”是同构关系；而按传统的“六书”说理解，却是并列结构，即“形十声”，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形声”由此而误入歧途，错领了本该属于“假借”的条例，同时，“假借”只好削足适履地被错置于本是属于“形声”的条例之前。这种鹊占鸠巢，张冠李戴的错乱，造成了许慎“六书”内部以及它与刘歆、郑众“六书”外部之间的矛盾和混乱，致使“六书”理论在整体上与汉字孽乳的实际历程不相符，所以，必须对经典的“六号”理论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清理，只有还“形声”以本来面目，“六书”理论体系固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呈现，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汉字的属性是极为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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