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鲍照和汤惠休何尝贬颜

鲍照和汤惠休与颜延之、谢灵运大致同时,他们都曾对颜延之和谢灵运的诗进行过评论。鲍评见于《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汤评见于钟嵘《诗品》卷中“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条下:“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     

从“狂狷”取向看汤显祖美学思想及其对《红楼梦》的影响

汤显祖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异于中庸的“狂狷”取向。汤显祖的一生, 是具有狂狷气质的一生。他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期望超脱的心愿注于他的戏 剧诗歌创作,使之呈现出以“狂”为主的狂狷本色。从这种狂狷取向来看,就可 见他的尚奇气、重情趣、借梦幻写人生等创作特点的共同本质,也可见他关注 女性、同情女性、倾慕女性美的不同一般的美学倾向及其对《红楼梦》的影响。     

六朝审美风尚与颜诗用典

颜延之在魏晋南北朝诗人中,自来被称为大家。沈约《宋书·颜延之传》即已指出:“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他的诗以用典繁多著称于世。钟嵘《诗品》评其诗曰“喜用古事”,宋人张戒也指出:“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见《岁寒堂诗话》)我们今天就颜延之存诗进行考察,认为钟张二     

陶渊明“心好异书”解

考索中古时期“异书”的内涵，可以确认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所谓“心好异书”乃是“心好纬书”的隐语。在南北朝时期，纬书多次被官方纳入禁书之列，因为纬书的内容常常涉及天人革命和改姓易代的重大话题，极易触动人们的政治神经，故颜延之就绝不会明言陶渊明“心好纬书”。然而，陶渊明对纬书并非全盘接受，他对谶纬之学中有关天人革命的诸多异象也并不认可，但纬书“A=B=C”的表达方式又被其悄然引入表达易代之思的某些经典作品中。陶公读纬，体现了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是对儒、道之外的知识体系和真理世界的积极探求。所以，颜《诔》“心好异书，性乐酒德”，正表现了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刻知解。事实上，陶渊明确实具有俯视古今的文化视野和蕴大涵深的人文修养。他的阅读史，既是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也是其与古人乃至同时代人的精神交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思想发展以及文学表达的历程，其读书生涯与其个人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颜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

颜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李之亮颜延之，字延年，南朝宋著名文学家。《宋书·颜延之传》称他“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言并非虚褒。昭明太子编《文选》，收颜延之《赭白马赋》赋一首、《应诏曲水宴诗》等...     

祢衡论

祢衡以狂名于世,但他不只是一介狂生。祢衡深受东汉党人“忠君”、“忧道”思想的影响,在汉魏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大变革的时代,特立独行,承袭东汉党人余烈,坚守儒家正道,以忠君爱国为立世之本,以刚傲清狂张扬忧道之情。他的种种狂言悖行出自一个目的:以“狂”的方式,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政治理想。     

以系统观点论鲍照诗歌的“俊逸”艺术风格

沈约《宋书》称鲍照“文辞赡逸”,继而,杜甫又称“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俊逸”便成为历代评价鲍诗艺术风格的特定词语。叶燮《原诗》云:“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为鲍照之俊逸,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眺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袭前人以为依傍;盖自六朝而已然矣。”他确认“俊逸”是鲍照“矫然自成一家”的依据。     

对陶渊明仕宦心态的再认识

对陶公思想的历史认识与总体评价陶渊明（公元365-427）素有隐逸诗人之誉。颜延之称其“南岳之幽居者”①,沈约的《宋书·隐逸传》也将他排在其中,锺嵘更标榜其：“古今隐选诗人之宗”①。总之,“五四”以前的历代评论家,大都将陶公看作是“篇篇有酒”③“不染风尘”脱离现实的“田园诗人”,奉为“隐逸之宗”。“五四”以后,既有朱光潜赞陶公之“伟大”在于“浑身静穆”④,也有陈寅恪说：“陶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家而宗天师者也”⑤。笔者认为,对陶渊明的这些评价,大都有误会与偏见。鲁迅先生就曾批评过这种以偏概全的观…     

论颜延之的文学创作

有这样一位诗人,由于鲍照的一句评价,竞遭到了人们长期的指责,以致被冷落、遗忘。他,就是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基本同时的六朝名家颜延之。建国以来,很少有专门研究、介绍他的文章。几种权威文学史说他的作品缺乏兴会和才华,好用典故,殆同书抄①。这是很不公允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晋宋文坛因革历史的分析,评价颜延之的创作成就与历史地位,以引起研究者对颜延之的注意。     

温庭筠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审美意义

本文就温庭筠历来最招人非议的“狂游狎邪”和“侧艳”诗词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温之“狂游狎邪”并非道德败坏,出现在他笔下的女性不仅具有“侧艳”的外部形象,而且有着“伤心”的情怀和高洁的品质,同时还融入了作者的妇女观、爱情观、审美观和身世之感,因此颇具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试说李白与孔子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虚舟》一诗的首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历来被释为李白飘然隐逸学道求仙而自比楚狂,嘲笑孔丘。如:《唐诗选》注曰: 在起句中李白自称“楚狂”,并对被唐玄宗尊为文宣王的孔丘直呼其名,予以嘲笑,表现了他敢于蔑视权威的精神。楚狂,从前孔丘到楚国,楚狂接舆唱着“凤兮”之歌讽刺孔丘,走过孔丘车前。……李白对孔子的态度,真的是如此不恭吗?我认为从李白的思想、言行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现简说如下。一、李白并非自比楚狂,实以孔丘自比,托孔丘以自伤。楚狂,据《高士传》记载:“陆通,字接舆,楚人也,好养性,躬耕为食。楚昭王时,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     

陈亮的兵谋哲理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浙江婺州(今金华)永康人。他自幼博览群书,关心国事,喜谈兵略。面对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不思进取的政治局面,他曾向孝宗先后呈上《中兴五论》和四次奏疏,力主抗金,反对苟和。他尖锐地抨击当时儒士、权贵和朝庭屈膝求和的既定国策,声称“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     

纵横任我生意活泼--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

泰州学派被称为“狂禅”。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是重要的环节。他主张纵横任我,生意活泼,将活泼泼的生命存在的冲动置于审美心意结构的核心,由审美本体、审美工夫、审美体验三方面构成。罗汝芳融合周易、禅宗、道家学说,使“狂禅”虚灵的层面日益凸显。     

略论杜甫之狂

杜甫是守儒持重的文人 ,但亦有极为狂放的一面 ,只是他的“狂”和李白有着很大的差异。李杜二人“狂”的共同之处在于狂得真挚 ,共有着“清狂”与“痴狂” ,而李白的狂态中少有杜甫那种蕴含着巨大痛苦的“迷狂”     

论颜延之对陆机诗歌的接受

颜延之与陆机诗歌渊源深厚,在多种诗体上模拟陆机,包括公宴诗、赠答诗、行旅诗和乐府诗.他接受陆机诗歌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追求辞藻对偶,重视语句出处,形成典雅文风;第二,善于描写景物,烘托环境氛围,表达家国之悲;第三,运用仕宦意象,刻画游子形象,抒发羁旅之思.颜延之充分吸纳了陆机诗歌的艺术技巧,注重隶事用典,讲究结构布局,诗歌趋于人工化、精密化,引领了南朝一代诗风,在陆机接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陶渊明

陶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公元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是晋宋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字元亮,晋亡之后,改名潜,字渊明。因为他做过一篇《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所以又被称为“五柳先生”。东晋末年刘裕专政时曾经征他为“著作郎”,他拒绝了,诗人颜延之作《陶征士诔》说:“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后人又称他为“陶靖节”、“陶征士”“陶征君”;还因为他最后做过八十几天的“彭泽令”然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全书围绕"用典"问题,进行了大量原创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