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

本文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基本经验 ,对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作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中国的诗学是一种综合着生命体验、文化底蕴和感悟思维的生命的诗学、文化的诗学以及感悟的诗学。这种多维的诗学以生命为内核 ,以文化为肌理 ,由感悟加以元气贯穿 ,形成一个完整、丰富、活跃的有机整体 ,由此派生出比兴 (隐喻 )、意象、意境和气象等具有东方神韵和智慧的基本范畴。把握了中国诗学的这些特质和形态 ,我们就能以现代文化发展的战略眼光 ,建立起现代中国特色的诗学话语体系、学理体系、知识体系和评价体系     

东方诗学的话语转型--从泰戈尔诗学的几个关键词说起

泰戈尔诗学是东方诗学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型的范例.本文通过考察泰戈尔诗学中的"人格"、"味"、"欢喜"、"韵律"、"和谐"等关键词,管窥泰戈尔诗学的复杂思想和丰富内涵.泰戈尔对印度传统诗学思想的继承,对西方诗学话语的借鉴,以及在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基础上的诗学创新,对东方各国诗学的话语转型和话语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笔者主张: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饶宗颐“形上词”论分析

饶宗颐“形上词”说超拔高妙,对其研究多停留于知识描述、理论阐述层次,而于学术史意义和学术个性则论说不足.“形上词”论蕴含着哲理和精神超越两方面的要求.饶宗颐诗学研究重视理趣,诗词创作倡导形上旨意,其要义皆在于为中国诗学补充形上之维.饶宗颐借用“向上一路”表明其诗学创新的高度自觉.“向上一路”既关乎新词境的开拓,又具有提澌人心、救世之大用.作为学术界的共同财富,饶宗颐“形上词”说,与王国维“境界”说分属二十世纪中国诗学之一头一尾,是继“境界”说后的诗学理论新突破；不仅延续了古典体裁的生命,而且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丰富古典体裁表现力的同时,赋予其现代意义.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

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说在清初诗学中独具特色。考察其诸多诗学撰述,“真”、“广”、“深”这三重向度实为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基本价值尺度。     

重估寄寓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

探寻和感悟本文诗学实际上就是要探究作家的思想情感图像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而获得确定的形象创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服务于作家创作实践的,作家通过对本文诗学学习和研究而获得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事实上,对本文诗学的感悟过程与自己的创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创作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向,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本文诗学直接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是创作者自由自觉的理性意识,创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诗学试验。一旦创作者的诗学原则在文本的创制中获得成功,创作者的思想原创性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诗学意义。     

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

中国古典诗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鲜明的人学取向和浓厚的人文情味。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既表现在本体论、创作上,也反映在真实观、文艺社会功能论方面。中国古典诗学以人之情志或“道”为本体,以虚心、养气、比兴、禅悟及“风格”论创作,以性情和道德之真论艺术真实,以修身养性的“成人”理想为归趣。研究这一民族特点,对今天的诗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涌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诗学等发展阶段,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急需反思和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诗学”,即以“社会身份新疆界说”为基础,把文化批评与文学审美相结合,将取代性别诗学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     

朝鲜诗学上的"神韵"

本文论述了自诗坛先驱的北学派 (后四家 )始到十九世纪前半期 ,王士祯诗学的“神韵”诗在朝鲜和韩国的文论中是如何阐释的。首先探讨了“神韵”用语的渊源 ,以及王士祯神韵学说中“神韵”的基本含意 ;接着论述了王士祯神韵说在朝鲜诗坛的传播、受容与发展过程 ,并对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朝鲜诗学的“神韵”特征作了分析与梳理     

中西比较诗学再思考——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导引

余虹教授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意在借助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区分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他的研究为澄清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看法。也为后学跳出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范畴,重新发现中国文论的真意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本文有意对余虹教授的这一著作进行一个有关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典诗学存在一种先天共有的关怀。由此构成了二者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空间。     

华兹华斯诗学：快乐的本体论认定——兼论韩、欧等“穷工论”的区别

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不只是发现了创作情感的回忆性和一般性的强调了诗中情感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非常完备的理论阐释对“快乐”的诗学地位作了本体论的认定。华兹华斯的观点成了与既同属于表现论诗学却又认定“忧愁”为诗之本体的中国古代韩、欧等所倡导的“穷工论”完全相反的诗学观。华、韩等的区别源于不同诗性主体的构成:前者从诗与生存的分离出发,以超功利的真、善、美为基本价值追求;后者认定诗与生存的一体性,以功利性的生存关注为诗性情感的本源。     

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

在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问题上,日本诗话作家以域外视角进行品评,虽然他们之间的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其中颇多精辟之见,可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亦可见中国诗文创作之风和诗论之见对日本汉诗和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品与思:一种精神的生成与象征

诗学即人学.在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中,<诗潮、诗人、诗艺>和<品与思>这两部论著尤其<品与思>,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纯净的诗学精神,客观公正的评价尺度和值得信赖的诗学密度.论著立足于宏博的文化视野,以扎实的学术功力,对诗歌的内部构成和文本世界进行精到的剖析,呈现出深邃、厚重和从容之美,为中国新诗研究提供一份独特的文化范本.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运行轨迹探析

作为将女性主义引入诗学概念的第一人,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基本必备条件和内外兼修方向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征程中都能找到踪迹。它改变了西方两百年来理论文本批评话语的惯有方式,并开辟了当代性别诗学差异与女性写作研究通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文论研究道路。既是女权运动的重要成果,又是后世女性主义诗学解决方案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者。     

论康德美学与西方诗学传统的转变

康德关学思想开创了西方诗学发展的新方向,它改变了西方诗学的摹仿论传统,颠倒了传统的主客体的关系。论文从源头上探讨了西方诗学传统转变的动力,试图为现代及后现代诗学的研究提供更深层的理论依据。     

《易经》英译的诗学探究

《易经》是一部极具文学性兼哲理性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作。《易经》因文本的特殊性而导致了其在字词、句式和修辞层面的翻译难度。因此,语言文字层面,应该注意上古时期文字的特点,在准确把握文字训诂同时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心理等因素;句式层面应该注重译文对原文的节奏和韵律美的重现;最后还要在修辞层面做到准确把握《易经》卦爻辞中所隐藏的内涵,真正体现其精神思想和实质。     

现代神话解释的文化诗学旨趣

神话是最古老的一种艺术载体 ,它保存了各民族原始文化或民间文化生活中的精神想象与艺术创造的成果 ,并且与原始宗教和诗歌具有亲缘性联系。现代意义上的神话解释一方面重视通过神话去还原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信仰 ,另一方面则重视探讨神话思维的诗性自由特质 ,强调神话与文艺创作之间的联系。神话解释中的这种文化诗学意向为现代艺术解释建立了一种有意义的诗学价值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