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清末驻藏大臣有泰——以驻藏期间日常生活为中心

有泰是清末光绪年间的驻藏大臣,在政治上缺少铁腕般的政治魄力和韬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无计可施,任事态发展,用丧权辱国来定位他的边吏功过一点也不过分。他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被培育出来的,中庸之道是他的处事哲学,明哲保身是他政治生活的底线。在他身上体现出浓厚的文化关怀和存史意识,并以其良好的文学素养,为我们留下了近四十万字的《驻藏日记》,客观上为藏族文化的传播和蒙汉满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做出了贡献。观其一生,政治上毫无建树,文化生活上却值得一提。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驻藏大臣松筠的治藏功绩及其治边思想

松筠一生久任边官,政绩卓著。目前,学者多因其在新疆任职时间最长、政绩最为显著而对此研究较多,而对于松筠在西藏的任职情况则研究较少,可见的多为一些简单介绍。研究松筠在藏期间的功绩,可全面了解他的治边思想。     

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过程出发,分析清朝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颁行一系列治藏法令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清代驻藏大臣治理西藏边疆的历史经验

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制度是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创新制度之一。驻藏大臣赴藏,在地方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大区联动与密切的民族良性互动等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治理中国西藏地区、稳定西部边疆、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清驻藏大臣有泰在九世班禅赴印度事件中的应对

1904年7月英国人荣赫鹏进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出走,其留有的西藏政治真空给了英国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开始笼络九世班禅喇嘛,最终1905年11月九世班禅离境赴印。造成九世班禅出关离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身为驻藏大臣的有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泰在班禅赴印、在印、返藏的整个事件上的处理应变迟钝、手段空幻、姿态懦弱,令人深省。     

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蒋致余跟随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后留任西藏四年。在藏期间,蒋致余致力于解决班禅返藏一事,并主持修建刘公亭、在拉萨禁革鸦片、开设国立小学、设立测候所、利用无线电台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西藏近况,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行为进行了不懈斗争,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及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积弱,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中国边疆危机重重,在此背景下有志之士为边疆安危作出了积极探索与巨大贡献。历任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国民政府首任驻藏官员刘朴忱便是其中一员。其涉藏活动贯穿在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一生专注于藏事的心路历程,对认识民国时期仁人志士们为挽救边疆危机积极探索的奋斗史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将有所裨益。     

20世纪40年代前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涉外藏务调查研究

1940年代前期,为了查明敌伪涉藏情形、英国侵藏活动与噶厦在"外交局"等事件中的政治态度,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进行了多方调查。这些调查加深了国民政府对西藏局势的认识,促使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并适时调整治藏政策,从而维护了中央对藏主权和治权,并使中央与西藏地方一度紧张的关系有了较大改善。     

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该机构在藏存在期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史料,记录了孔庆宗担任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四年中（1940年4月-1944年7月）,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管辖工作的展开过程和积极效果。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政治上有积极意义。
      

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变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     

清代笔记中的西藏

清代笔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记载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既可与《清史稿》《清实录》等正史相互印证,也可补正史之不足笔记中的史料涉及清政府数次用兵西藏、驻藏大臣设置、章嘉呼图克图等内容,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鲜明的国家主权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也为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清代的一系列政策治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清廷治藏的成功经验对解决西藏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代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之比较

近代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虽主要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但是具体的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考察1904年英国侵藏以来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的个人履历可知,两国在用人机制和人员构成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两方人员的行政能力差异也很明显:大部分英国重要涉藏人员有过在藏或西藏邻近地区工作的经验,而且一半人员来自参与侵藏的职业军人或涉藏业务基层人员。他们年富力强,大都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且深通藏务,因久居要职而行政效率高。与之相较,光绪朝以来的驻藏大臣和民国涉藏官员则普遍年龄偏大、行事保守,综合素质差强人意。且因赴藏多为权宜选择,所以他们普遍对西藏事务热情不高、办事效率低下。深入探究这些差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西藏问题复杂化的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治藏措施评述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管理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蒙藏委员会基于对民国时期藏事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治藏措施.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蒙藏委员会的相关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但是从中央政府坚持对藏主权、维护边疆稳定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雅砻江流域鲜水河谷扎巴藏人研究评述

扎巴藏人是藏彝走廊中有着自己独立语言及独特习俗的一个藏族支系.扎巴藏人实行独特的走婚习俗,被媒体誉为继云南泸沽湖摩梭人后中国第二个走婚部落.扎巴研究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认真梳理并总结学界关于扎巴藏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对探讨扎巴藏人与藏彝走廊中其他人群支系之关系,促进该项研究不断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从扎巴藏人研究的发端、研究焦点及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着手,试对学界的扎巴研究作一评述.     

从驻藏大臣的设置看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

清朝前期对西藏的统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 )顺治、康熙时“政教分立”的间接管辖时期 ;(二 )康熙末年开始向西藏派遣官员至雍正五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 ,由间接管辖过渡到直接管辖的时期 ;(三 )乾隆时“政教合一”的实行与各项管辖措施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     

从罗卜藏丹津事件看对历史事件定性的依据

本文通过对罗卜藏丹津事件的性质的分析,认为对历史事件的定性应取决于以下三点:第一,对事件主体人的主观动机考察;第二,对事件客观结果的考察;第三,坚持把两种考察同事件发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结合。     

中国处理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政策措施及其影响(1961—1963)

中国和印度在1954年4月签订的《1954年协定》中规定,两国在对方国家设立三个商务代理处,该协定1962年6月期满。从1961年开始,中印两国围绕着如何处理即将期满的《1954年协定》,特别是印度驻亚东、江孜和噶大克的商代处,展开了激烈的交涉和斗争。由于西藏平叛后中印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及印度对西藏地区的全面禁运,中国判定印度这些商代处的作用不仅在于控制西藏地区的经济和边贸,而且还是印度的情报据点。西藏工委在中央的指示下,采取措施迫使印度完全撤销其驻藏商代处。印度商代处的撤销,标志着中印关系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通过迫使印度撤销其商代处,达到了清除印度在西藏地区的政治及经济影响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国中央政府加快推进西藏地区的经济转型,以改变其依赖进口和边境贸易的模式,从而使西藏逐步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西藏工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0年两位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在治藏思路上的分歧与清廷之裁决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西藏地方发生一件大事,即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出走印度。时任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与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如何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事件以及在此事件前后的治藏思路上存在很大分歧。最终清廷以温宗尧开缺的裁决表明不认可温宗尧"偏软"的治藏思路,而更认可联豫治藏策略,即较为强硬地处理西藏上层的反抗行为,以维护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