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民国时期的苏南乡村秩序

民国时期的苏南乡村秩序,就经济秩序而言,小农经济仍然是最主要的经济结构形态,但农村经济逐步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关系向经济契约关系转变;就政治秩序而言,随着王朝国家向政党国家的转型,国家力量对于乡村社会的渗透日益深入,由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构成的显形国家力量直接进入乡村社会,乡村内生性权威力量急剧弱化,建构性权威的力量迅速突出;就宗族秩序而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就日常生活秩序而言,"伦理本位"的文化理念是村落社会中乡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在这种生活逻辑中,形成了"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

中国乡村精英经历了由传统乡村精英到乡村政治精英再到多元乡村精英的转换,这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可以从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和乡村社会的自发秩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中国当代政治秩序状况及其建构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建设时期,基于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而形成的政治秩序虽然能够产生出具有合法性及实际政治效能的政治权力,但是,社会中仍然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制度建设。要想加速现代化进程,捍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必须给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因此建构政治秩序稳定机制就成了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费税改革后乡镇政府生存合法性危机及职能调适

农村费税改革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广,它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这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稳定了农村基层政权。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费税改革的实行客观上影响了乡镇政府财政收入,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乡镇财政更是“雪上加霜”。这很容易导致基层政府普遍的抵触情绪。农村费税改革已经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并对乡村秩序、政治关系和权威结构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一、乡镇政府生存合法性面临的“两种危机”合法性指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当人民对终极权威…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寻求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基于农民利益表达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无法直接面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主要依赖脆弱的士绅轨道传递进国家政治体系;随着士绅轨道的周期性淤塞,封建皇朝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乱"的怪圈.民国时期,政权建设运动过于注重国家权力的单向下沉,而忽视了农民利益表达轨道的建构,最终走向了失败的命运.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的全能政治体系遮蔽了制度化表达轨道,最终也只能在各种农民的反向表达中逐渐失去了合法性而走向瓦解.在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仍然存在建立国家与乡村有效衔接的契机.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解读——兼谈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见解,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研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相生相依的,双方共同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地方秩序中,农村基层干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剖析农村基层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实践,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深层次的学术分类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乡村“三治”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三治"建设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可以为乡村"三治"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领导、可靠的组织保障、强大的力量源泉。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因经济资源不足、组织体系不完善、人才资源匮乏、组织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而严重影响了其组织力的发挥。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要以支部"五化"建设为标准,不断增加财政投入、发展集体经济、完善组织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组织制度,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推进乡村"三治"建设的坚强战斗堡垒。     

论先秦儒家“礼治秩序”及其对当代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

先秦儒家推行的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礼治是通过等级礼仪制度、政治运行规范、社会生活原则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礼治秩序是儒家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核心元素,也是儒家治理社会的目标,其内容及合法性思想主要包括:君民有别,等差有序;情欲难免,节欲礼控;礼本法末,德主刑辅;礼乐之统,以乐从仁。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挑战,"吸收"、"转化"礼治秩序思想和经验,对当代政治秩序化建构有着举足重轻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析论

以政治文化为基点进行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可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起源说看,"圣王作宫室"是君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之一,这就使得建筑与君主政治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致使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具有传统型与卡里斯马型的复合型特点。其二,宫殿和民居建筑中蕴含着君权权威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三,通过对坛庙、明堂等古代建筑的分析,可见其中涵容着对于天人合一及政治秩序建构的融合与会通。从古代建筑这一物质文化的层面考察政治文化,为这一研究论域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组合竞选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价值

"组合竞选制"是安徽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一项创举,它符合中国农村的民情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经过实践检验,"组合竞选制"可在根本上打破宗族、权势垄断,可以产生优化的、凝聚力强的班子,营造了乡村民主氛国,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有效的选举方式.     

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公民身份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辩护。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延伸至乡村的终端,它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出现了弱化现象,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公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浅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殖民统治之初,宗族性村庄在威海卫占有传统优势,殖民者在威海卫乡村采取宗族、村董和乡绅的联合治理模式;19世纪初威海卫社会秩序稳定后,殖民政府着手在乡村进行改革,积极推行总董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英租威海卫的社会近代化进程逐步加快,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政府在后期统治中积极推行自治,进行民主化改革。威海卫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不同时期殖民当局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而选择不同治理模式的过程,其本质是要加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政治秩序的学理审视与当代诠释

政治秩序是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的理性反思与实践建构。建设良好政治秩序,应强化政治共识,整合政治冲突,维护政治稳定,推进政治发展,不断趋向政治生活理想状态。政治秩序的最高价值取向是"善",即追求政治自由、实现政治正义。政治冲突、政治整合、政治发展的辩证演进、螺旋上升构成政治秩序的逻辑理路。和谐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还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义,始终坚持社会安定和谐的价值取向,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矛盾,着力探寻政治秩序建构的路径方式。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在政治思想史上,虽然亚里士多德并不是第一位正式提出政治合法性概念的学者,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政治学理论从事合法化统治兴衰存亡的研究却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与论述中,在他对各种政体的原则特性、生存维系的方式、蜕变消亡的历程的探讨中都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对于现代统治秩序中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来说,至今仍有着不朽的价值与启示.     

乡村关系对村民权利约束问题探讨——以行政化和放任型乡村关系为例

相对健康型的乡村关系而言,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属于非典型性的乡村关系,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制约了村民的政治民主权利、经济自主权利和其它权利.要充分实现村民的各项权利必须转行政化和放任型的乡村关系为健康协调的乡村关系,其主要对策是完善法制、深化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方式、提高农村干群的思想观念及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