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犯概念检视——一个被忽视的刑法学基本概念的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结果犯是指构成要件中规定了构成要件行为和结果的犯罪,与犯罪停止形态没有直接关联,立法规定结果犯体现了结果无价值的倾向;我国刑法理论的结果犯是指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标志的犯罪,是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犯罪类型。结果犯的结果,有的根据法规范特征可以得到简明判断,有的需要进行实质的犯罪论解释。结果犯作为行为犯相对应的犯罪类型,只有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不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之分。      

论法益判断法——一罪是行为犯或结果犯的判断标准

判断一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具备理论与实务双重意义。从行为犯与结果犯之区别的通说中,可以提炼出一个重大启示：行为犯的行为本身必将侵害法益或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无需通过结果来体现,但结果犯的行为本身无法体现侵害法益或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必须通过结果或具体危险来体现。由此可创设法益判断法,以三个步骤来判断一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基于法益保护的计算机犯罪体系之重构

中国的纯正计算机犯罪以行为犯和结果犯为基本架构,在行为预防阶段和法益保护程度上分别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决定了中国当前计算机犯罪的立法模式。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犯罪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国际上也越来越重视个人的网络权利。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应该重新审视传统刑法理论,完善计算机犯罪的结构,构建涵盖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的罪刑体系,凸显对个人法益的保护,适时降低起刑点。     

关于转化犯问题研究

转化犯是在基础犯罪的过程中改变罪质的一种罪数形态,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具有转化、联系的特征,按照其犯罪构成要件和转化条件可分为四种不同类型,且在罪质和犯罪过程上区别于其他罪数形态。对于转化犯的研究有利于理论创新和指导司法实践。     

想像竞合犯与法规竞合犯再探析

作为两种最常见、最重要的犯罪形态来说,想像竞合犯和法规竞合犯时有交叉现象出现,这就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困惑。业界对该问题的探讨虽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众说纷纭,仍未达成共鸣。笔者试从二者的理论定位入手,继而深入进行区分,最后还将结合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适用规则来进行阐释,以使问题更加明了。     

结果犯概念的新思考

我国刑法理论中传统的结果犯概念均有缺陷。结果犯,应是指以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过失而实施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特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基本罪。     

论转化犯

转化犯是刑法学界尚未系统研究的一种自成体系的犯罪类型。它是指由法律特别规定的、某一种犯罪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为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犯罪,并应当依照后一种犯罪定罪量刑的犯罪形态。文章从转化犯的概念和称谓入手,分析转化犯的三个基本特征:法律文字表达的外部标志,转化的固有范围和转化的特定条件。文章把转化犯与结合犯、结果加重犯进行比较,指出它们是界定分明的三种犯罪类型。转化犯的提出和研究,对于完善立法、指导司法、拓宽和深化刑法理论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多次犯的刑法规制、理论发展与生成机理探析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多次犯,是指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因多次实施同种性质的违法行为被行政主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种违法行为构成的犯罪。目前我国的刑法中有十多个罪名设定了多次犯的构罪模式,以司法解释为主,刑法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尚未统一、研究也相对较少。多次犯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产物,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并无多次犯的明确规定,但此后的若干单行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开始出现此类型犯罪规定,1997 年《刑法》吸纳了前述单行刑法与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之后的多次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使得多次犯逐渐成熟与定型。在我国刑法中,多次犯因其具有严重侵害法益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防控犯罪的需要、固有刑法打击此类犯罪难度较大等因素而成为区别于结果犯、危险犯等犯罪类型的新的犯罪类型。     

区分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的再审视

属于何种犯罪形态,主要关系到共犯、罪数的认定与追诉时效起算时间的确定.区分即成犯与状态犯仅具有观念上的意义,而区分状态犯与继续犯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属于何种犯罪形态,背后的规范性考量还是法益的保护.值得持续地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属于继续犯,否则属于状态犯或即成犯.典型继续犯有非法拘禁罪、不真正不作为犯、持有型犯罪、危险驾驶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重婚罪、绑架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属于状态犯而不是继续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不属于继续犯而是即成犯.窝藏罪、赃物犯罪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应根据行为表现具体确定     

法定视野中的目的犯检析

法定性是考察和界分目的犯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直接关系到目的犯范围划定,最终影响司法认定。解读法定目的犯的法定方式,不应囿于"目的"、"意图"等主观性描述,仅仅作形式界定,而应该探求刑法规定的实践价值,作实质性解释。非法定目的犯表面上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实际上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侵害则是划定非法定目的犯的基本标准。检视目的犯在立法上的不足,作出相应的调整,将有利于对目的犯的正确认定。     

我国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研究

目前,我国已步入社会新常态,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所面临的任务艰巨。以司法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机制正当程序缺失,难以满足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坚持程序法治,加强我国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研究述评

中国作为农产品贸易大国,有义务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断完善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通过对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政策、国内支持政策和出口竞争政策三方面分析发现,相对于大部分WTO成员国来说我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水平相对较低,农业保护政策改革应向结构最优化方向转变,应综合考虑农产品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选择农业保护政策的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     

美联储流动性规模调整与中国经济的交互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美联储主动实行美元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14年1月美联储开始削减资产购买规模,标志着持续5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式步入退出阶段。2014年10月美联储结束了为期6年的量化宽松政策（QE）。虽然美元名义上退出了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为了维持其国际化地位而事实上采取调整货币流动性规模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美元作为一种国际信用货币,其流动性规模的调整不仅影响本国经济,更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人民币汇率波动、国际贸易规模变动和热钱流向与规模等方面影响中国经济。这要求中国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热钱的管理、管理通货膨胀和适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等方面做出应对。     

国内智慧旅游研究进展

基于智慧旅游实践的快速发展以及智慧旅游研究文献的增多,采用文献计量法分析国内智慧旅游相关文献,发现国内智慧旅游的定性分析较多,研究对象主要是沿海城市和东北部分城市、4A与5A级旅游景区、知名乡村旅游景区等,研究热点是智慧旅游的概念、智慧管理、信息通信技术、智慧服务和智慧旅游的发展对策,并指出未来新的研究方向.     

中国资本泡沫及应对措施

基于1999-2015年中国资本泡沫现状和两种泡沫处理模式的分析,对中国资本泡沫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资本泡沫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目前资本泡沫已被中国企业充分认识,企业正从"套利"型向"创新"型转变.为治理泡沫,刺激经济复苏,应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府考核、土地财政等几方面做出努力.     

国际刑法视野中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结束南非种族隔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但这种基于恢复性正义理念,试图兼顾“真相”与“和解”两大目标的“创新”国际刑法模型却并非无懈可击.相反,从国际刑法视角检视,这一模型的理论前提预设、要素构成与运行实效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矛盾与冲突,并未根本解决南非种族隔离终止后受害人对于历史真相的渴求,也无助于消融现实中不同种族所面临的“实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