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胎儿权益的民法保护

胎儿的权利保护在我国立法中很不充分,导致现实生活中胎儿权益受损时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适值民法典立法之时,有必要重新反思胎儿的法律地位以及我国目前立法对胎儿保护的妥当性,确认其享有的权利范围。文章认为,在采取附条件保护主义对胎儿权益进行保护的同时,还应扩大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对胎儿在健康权、继承权、抚养损害、受遗赠权以及程序法上作为诉讼主体的权利等方面予以确认。此外,立法上应对胎儿民事权利保护的方式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论胎儿的法律人格及利益保护

分析了法律人格和民事权力能力的本质,对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给予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经验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中国法律以出生为标准确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致使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基于保护胎儿利益的现实需要,结合国中民事立法的现状,提出中国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建设应赋予胎儿一定的民事主体资格。     

民事权利的民法学思考——以胎儿利益保护为例

除了我国《继承法》第28条对胎儿利益予以保护外，我国现行立法对胎儿是否有民事权利能力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为实践中未出生的胎儿遭受意外侵害进行赔偿时没有法律依据，本文从胎儿有无民事权利能力进行探讨。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由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被立法予以否认,导致司法实践过程中对胎儿利益保护的不周延。随着胎儿侵权事件的日益增多,如何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因而有必要赋予胎儿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并将胎儿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延长至其出生后20年,以进一步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     

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民法保护

国外民事立法中,一般都有对胎儿人格权的延伸保护的法律规定。关于胎儿权益保护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种学说,即生命法益保护说、权利能力说以及人身权延伸保护说,近来又有分期保护说。胎儿作为即将出世的未来公民,慈母般的民法典应当将对公民人格利益的保护向前延伸,赋予胎儿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并提供有力救济以满足其所受损害之赔偿请求权。     

民事权利能力质疑论

民事权利能力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的人格制度,是现代民法主体制度的组成部分.自民事权利能力的缘起、设计目的并结合我国关于自然人和法人权利能力现行规定之缺漏及歧义考量,在人权保护日益完善之当今,权利能力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制度的存在与其说是实现其传统功能,不如说是长期适用该制度惯性的延续.现代民法均自民事主体诞生或成立起便赋予民事权利能力,不具有者已不复存在.从法律实效性出发,应该废除民事权利能力制度.     

民法典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民法典颁布后,现代民事权利客体相较于传统民事权利客体有了重大突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智力成果的一种类型,将其纳入民事权利客体进行保护符合其本质属性。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体系要求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事权利客体中的地位、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事主体层次、甄别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从而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民事权利,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论对胎儿的民法保护

我国民法对胎儿的保护很不完善,导致胎儿利益受损失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未来的民事立法应明确保护胎儿法益,并对保护模式和保护范围等基础性问题作出选择。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我国民法中人格权制度的建立使得民事主体充分享有人格尊严,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此,在自然人死亡后,就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再享有民事权利。这就意味着死者并不享有民事权利,但这并不能否认死者的某些人格利益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从学界观点及司法实践来看,自然人死亡后其名誉、姓名、隐私等人格利益仍然不受非法侵害。本文从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相关的概念出发,指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必要性;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法律依据等进行分析;提出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及归属,明确了侵害死者人格利益行为的认定及责任承担;最终对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论我国胎儿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构建——以《民法总则》第16条为视角

《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该条文首次明确了胎儿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具有积极意义。文章认为还应当完善我国胎儿利益保护范围,构建我国胎儿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并从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时间、主体、对象、范围4个方面明确请求权的内容与行使规则。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论戊戌变法后的维新派民权思想

维新派的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适应了近代中国政治和民族救亡的迫切需要。戊戌变法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消亡,他们依然高举自己的民权旗帜,在总结变法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权思想的内涵。他们不再沉湎于就政体变化的角度来奢谈民主,而是将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国民看作立宪政治的基石;不再借助于圣人的权威来宣扬参与政治改革的自觉性,而是直截了当地倡导自由平等,要求树立"新民"榜样,阐明了国民参政意识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中民权主义的勃兴。     

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民的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现代民族以自然主义的民族为基础，但其实质在于公民自由。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包含着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即内在具有现代公民的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主义两重因素。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欧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公民普遍主义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应当有着更为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目标，那就是世界公民社会。     

重议孙中山民权观

孙中山民权观就其内涵来说,主要有三:“民权”即“民主”,“民权”与民本、重民思想相通,“民权”就是“人民作主”。就其特征而言,主要有六:附会的倾向,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倾向,渲染“民一官”或“主人一公仆”的对立,彰显主人意识、皇帝思想,直接民主倾向,潜在的“子民”思想倾向与集体主义的倾向。由此可以说,其民权观系统化、理论化程度不高。之所以如此,必须同情了解孙中山的真实处境。此外,也要充分估计其合理的价值,尤其是它留给后世以无限思考空间的三大课题:如何整合“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之关系?如何解决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建设的关系?      

从民事诉权对民事审判权的制约看我国民事审判程序的完善

民事诉权是当事人请求司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的一种权利。民事诉讼的私益性、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支配、主导作用，决定了民事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关系。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民事诉权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民事诉权理论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程序。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传统民本主义

民本思想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孙中山对民本思想的继承是他站在近代民主主义高度对其进行反思的结果.从民权思想立论的前提、民众和民权的内涵、民众在民权斗争中的地位、保障民权的手段等方面,都体现了孙中山对传统民本论的科学扬弃这一特点.这种扬弃既丰富了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本身,又缩短了民本思想同近代民主思想之间的巨大历史差距.     

清末民权思潮的三种范式

在清朝末年的立宪和革命运动中,存在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统治者三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其中革命派所关注的民权主要是民族的平等权和生存权;立宪派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参政权;清政府所关注的是君主的大权不受损害,臣民的权利不过是君主大权的装饰品而已。     

杜鲁门与黑人民权

杜鲁门在推动黑人民权发展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和贡献。杜鲁门早年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信念、对黑人民权和美国政治体制的理解 ,以及国内外形势对他在民权决策上的压力 ,是他本人及其政府在黑人民权上采取突破性措施的重要原因。杜鲁门政府的民权政策不仅推动了黑人民权的发展 ,使黑人民权问题提上了联邦政府的议事日程 ,而且也证明了联邦对民权问题的干预不会使事情恶化 ,反而有利于事情的好转。     

试论俞吉浚的自由民权思想

在朝鲜近代的开化思想中,反封建的民权思想和反侵略的国权思想是有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封建专制统治腐败和欧美势力向东扩张的双重危机下,朝鲜面临着既要克服封建主义,又要抵制外来资本主义入侵的双重任务。开化派认识到,朝鲜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改革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民族的独立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俞吉浚以自然法思想为基础、以天赋人权论为武器,提出了系统的民权思想,其核心主张即人的权利是天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