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飞钱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

唐中后期以后,两税法的实施扩大了对货币的需求量,而当时的货币制度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货币,因此,钱币不足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它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于是飞钱应运而生,它的产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飞钱原理”运用的汇兑功能及汇兑信用对宋代变换业务的发展和中国最早的纸币产生都有重要影响。     

唐代户部别贮钱的设置

唐代户部别贮钱设置于德宗贞元四年二月辛巳 ,但有一个酝酿和后续过程。设置之初 ,其钱源有六项 :中外给用除陌钱、缺官俸料钱、外官缺官职田钱、现任外官一分职田钱、停额内官俸料钱和停刺史执刀、司马军事钱。户部别贮钱与青苗钱应有渊源关系 ,也有区别。户部别贮钱的设置有多方面的意义。     

户部别贮钱的用途

唐后期的户部别贮钱,是数量可观的国家经费.满足京官月俸需要,仅是其筹建初衷,约占总数六分之一,其余则广泛用于军事、行政、宫廷、赈灾诸方面.从其支出部门,可归结为供官、供军、供内、济民四类;从支出账面,可归结为有名有数、有名无数和无名无数三类.其支用具有机动性强的特征,从而产生应急性和缺乏计划性的特点.作为国家储备资金的户部别贮钱,在政治上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军事上维护王朝安全和稳定,财政上缓解国家经费困难以及赈灾济民等,在唐王朝后期起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贞元四年以前户部钱考

贞元四年以前户部钱考何汝泉唐朝后期的户部钱，是由户部司、户部使司相继掌管的一部分国家经费，在支撑国家机器运转中曾起过重要作用。户部钱与户部使的设置以及度支、盐运、户部三头财政管体制的形成，都有密切的关系￣［１］。户部钱的设置，《旧唐书·德宗纪》、《唐...     

唐代和籴制度述论

和籴,是古代官府收购征集农民粮物的一项财政措施。唐代实行和籴,对当时的财政经济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唐代和籴制度的性质问题,在史学界尚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唐前期的和籴是建立在政府和农民双方自愿基础上的交换行为;第二种看法是,即使在前期,所谓和籴也是带强制性的;第三种看法认为安史乱后,和籴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和籴制度本身的历史进步性应充分肯定。我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古代的一切经济政治制度,凡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历史进步的,就应该予以重视,基本上加以肯定。但是,又必须看到,由于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即使是一项进步的措施,也往往是利弊互见     

唐代俸料钱与内外官轻重的变化

唐史中有一引人注目的问题,即前后期内外官轻重的变化不同。唐前期“重内官而轻外职,凡所出守,多因贬累”,自外官入为内官视若“登仙”,仕进者“望三台如登青天”。安史乱后,仕宦风向幡然一变,“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员外,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佐所忤者,荐为郎官。其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甚至还有人请任外官不允,乃故抵犯微法而贬为外官。为什么唐代内外官轻重在前后期会如此相反?其变化与内外官俸料钱的变动又有何关系?唐后期重外官有无地区之分?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粗略分析。     

唐后期两税法下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水平新探

关于唐朝两税法下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及其经济影响,前辈学者评说不一.通过量化分析可以发现,两税法下纳税人法定的两税斛斗及其附加的粮食负担率,以及两税钱谷的产值负担水平,只比唐前期分别高出3.8和3.7个百分点.其后物价下降,田亩税增长约2个百分点.由于两税法本身的制度性缺陷,加之唐后期行业税率差的存在引发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以及为维持政府收入而在各地普遍实行的"摊逃",制约了两税法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剧了唐朝后期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试论唐中后期法制的废弛——以"宫市"为视角

唐中后期,法制逐渐废弛,"宫市"的产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其表现有三:首先,大量使职(包括宫市使)的设立使相关国家机构虚置,使职又难于监督,因此,破坏了原有官制。其次,宦官在宫市活动中,假借君主制敕、违反市场管理制度及交易规范、挟势乞索,公然违反法律,却没有受到应有制裁,使相关法律成为空文。最后,君主制敕地位不断提高,干扰了法律的施行;且常常代替律文,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汉代盐铁政策对我国现阶段经济政策的启示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等人在国家干预主义指导下推行了以盐铁政策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盐铁政策具有以商治商、因物制宜、国家干预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特点,盐铁政策的实施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巩固了中央集权,但也存在诸多不足。盐铁政策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正确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拉动内需等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干预模式之转换

肃、代、德宗之际是唐后期商业政策用商型干预模式的形成、确立时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财政危机之中,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是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唐政府优先发展官营商业,引商人、商人经营方式入官营商业领域,并借助商品经济的自然法则及价值规律改进官营商业运作模式。唐政府对非官营商业,则以开征商税、苛征与掠夺等方式,变商利与商人财富为我所用。据此,单一农业型财政被农商混合型财政所取代,商业成为唐政府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唐代和籴制度新探

和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种源远流长的经济制度。它始创于北魏后期,经唐宋直至明清仍继续存在。和籴在唐代的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其规模之大,对保证边军粮食的供给,解决政府粮食的需求等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唐代和籴问题的研究,在七十年代以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看到敦煌、吐鲁番的不少出土文书,因而史学界曾存在种种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对唐代前期和籴推行的范围及其性质,以及唐代后期利用和籴对人民进行剥削搜括的手法等等,虽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各派间也存在着尖锐分歧。本文就上述一些问题,在得到史学前辈所启发的基础上,作点滴新的探索,虽不成熟,以供讨论。     

试论东汉时期的盐铁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是实行什么样的盐铁政策?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细考史料,我们认为东汉初期仍实行的是盐铁专卖政策,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而使政府对盐铁专卖的控制有所放松,而且民间也有大量非法的私营盐铁商存在;直到章帝时期,汉政府又全面加强了盐铁的专卖政策,民间私营盐铁商遭到严厉的打击;自和帝起,汉政府废除了盐铁的专卖政策而实行民营征税制度,但政府专卖也仍然存在,一直到东汉末年。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继西汉之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转向“白银时代”:明宣德至景泰时期的赋役折银与公私用银的发展

对于明代社会是何时以及如何转向“白银时代”这个问题,学界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通过史料分析,对明宣德（1426~1435）至景泰（1450~1457）年间赋役折银以及公私用银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证。近来研究表明,宣德前期的皂隶折银作为徭役折银与均徭制度改革之先导,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源于官僚阶层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正统初年,源于官俸支给困难出台的南方税粮折银政策,扩大了此前的临时改折则例,为白银财政的建立提供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正统景泰时期沟通底层白银流通与国家赋役制度折银的改革不仅进一步发展,且在更广阔范围内,由于军事供应的压力及政府的主导,白银逐步被调拨至北边边镇地区,呈现出跨越南北地区一体流通行用的局面,促进着贡赋银经济的形成。此时期的民间交易市场,白银也日益崛起,不仅从明初多种通货并行的局面下脱颖而出,且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财政领域,白银行用的范围不断扩展,在籴米备边、召商买粮、开中事例、赈济灾荒、俸钞禄米、商税课程等领域都显现白银的身影。公私用银的急速发展表明中国社会转向“白银时代”的趋势越发明显。     

两税法财政思想及其产生的争论

随着中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租庸调遭破坏,唐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由此,两税法应运而生。两税法体现了丰富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思想,有效的解决了唐政府的财政危机。但由于两税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这遭到了坚持传统财政思想的学者的强烈反对,产生了中国财政思想史上的一次大的争论。     

论北宋末期的私钱

一、私钱泛滥的根源北宋末期(主要是宋徽宗统治时期),由于“旧铜窟消耗,苗脉不兴”,铜产量不足,致使铸钱原料严重缺乏,每年铸钱数量大大下降。然而,自从宋徽宗即位以来,政府的各项财政开支却空前浩大,同时封建统治集团已经极端腐朽,挥金如土。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北宋封建统治者曾经采取了滥发货币掠夺人民的通货膨胀政策。其具体做法有:铸当五、当十大钱,造夹锡钱等劣币、滥印纸币。北     

试论唐代后期农民的赋役负担

唐代后期自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废除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以后,农民对封建政府的赋役负担是减轻还是加重?所受剥削有哪些内容?对唐代后期阶级矛盾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些初步探讨。由于本文不是全面考察两税制,因此对这个制度未作全面评价,仅仅指出两税制实行后所产生的弊端,未妥之处,请读者批评。     

唐代和籴制度新探

和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种源远流长的经济制度.它始创于北魏后期,经唐宋直至明清仍继续存在.和籴在唐代的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其规模之大,对保证边军粮食的供给,解决政府粮食的需求等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唐代和籴问题的研究,在七十年代以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看到敦煌、吐鲁番的不少出土     

秦汉时期军费开支、筹措与管理问题研究

秦汉大一统王朝,为开疆拓土,经常大规模、频繁地对外用兵。概略测算其总兵力在100万左右,每年军官俸禄、衣粮供给与转输费、军械装备及军马费等经常性费用30余亿,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比例的26.75%、大司农收入比例的80.25%。非经常性国防工程费、战争费、军功和归降赏赐费、安葬抚恤费等或以百万计,或以千万计,或以十余亿计,或以数十亿计,甚至是数十百亿计,常常使国家长期积累的赋税枯竭,“不足以奉战士”。为保障军费,除按丁、口每年常制征收算赋、口钱和更赋三项共约7866587108钱(扣除地方郡县提留,实际军费收入4302236489.36钱)外,不够用时还采取征收算缗钱、以訾征赋、赋外征调、盐铁官营、卖爵鬻官、辄贷于民等筹措军费的一些临时性措施。秦汉还建立了较完备的财务管理组织体制、财务上计制度、会计簿籍管理体系及财务平衡调剂制度等,对军费的正常收支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     

试论唐代后期农民的赋役负担

唐代后期自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废除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以后,农民对封建政府的赋役负担是减轻还是加重?所受剥削有哪些内容?对唐代后期阶级矛盾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些初步探讨。由于本文不是全面考察两税制,因此对这个制度未作全面评价,仅仅指出两税制实行后所产生的弊端,未妥之处,请读者批评。     

中国古代压胜钱中的审美意蕴

压胜钱是我国古代民间美术的化石遗存,是货币审美功能回归的产物,其审美载体功能主要通过钱画题材、圆形为主的形制来实现。其艺术表现手法有平面减底法、浅浮雕法、阴刻法、阳线勾勒法、镂空透雕法等,保留了青铜时代的手工技艺传承,其传达的大量古代文化艺术信息对当代货币设计与铸造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