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朱熹学术思想特性论

朱熹的学术思想不能归之于新儒学或道学与理学,而是融合了儒、释、道及诸子各家之学,走的是一条杂家的路径。朱熹融合诸家所体现的“杂”,也就成为其学术思想最显著的特性。朱熹是一位超越前人的宋代新杂家。     

直觉思维与现代新儒学

“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学(以下简称新儒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推重直觉。二十年代初,梁漱溟在一片反孔的声浪中打出“新孔学”的旗号,在哲学方法上主张用身心体验之的直觉对抗冷眼旁观的理智,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贺麟语)。在新儒学后来的发展中,崇尚直觉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儒家有关思想的剖析,从思维方式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儒学心性论述义

儒学的心性论,是一种心、性合一论。在人的精神、生命的动态展开、生成、创造历程中显现人性和人的存在的整体性,而不是作预成性的抽象静态分析,这是儒学理解人或人性的方式。“心”的反思功能不是单纯对象性的理论认知。心被理解为一个自觉和体验、感受着自身的意志情感表现。通过教养的创造活动重现身心、知情的本原合一,在体验性的直觉中亲证和展现性体,是儒学心性合一论的根据。但儒学不是在直觉与逻辑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直觉。儒学反对以心为空寂的“顿悟”说,标明了一种直觉证悟与名言逻辑相统一的精神。     

朱熹“灯笼比喻”与宋代理学的人性观

在《朱子语类》中有一个以灯笼来说明人性论的比喻.我们按照由感性至理性“由此而彼”的认识之路来观朱熹灯笼比喻,发现其中蕴含着“本与末、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朱熹以灯笼来比喻人性有三个意义:其一,巧用比喻使抽象人性观生动、鲜明,呈现了朱熹对现实存在事物慎思明辨的观察,更使天命之性的重要意义铭刻于人心;其二,旨在表达宋代理学家“祛恶扬善”的理论,不仅用至善的“天命之性”连贯了以前的儒学人性论,更展示出宋代理学独特的“气质之性”变化向度;其三,以灯反省自身.朱熹对灯笼蕴合的“变”“亮”之特点非常重视,这样的特点被朱熹用来象征人性,贯穿的是一条宋代理学关于“自我”通过“积学明理”“存心养性”等工夫可趋于天命之性的主线.     

试析朱熹哲学中“心”“性”“理”的关系

把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虽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忽视理学与心学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朱熹在“性即理”、“心统性情”、“心与理一”等命题中关于心、性、理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表现出其理论结构内部的某些矛盾和混乱,另方面又与陆王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朱熹哲学中心、性、理关系的分析,指出朱熹在宇宙论中虽然坚持了理本体论,但在心性问题上却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试论朱熹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先秦以来儒学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影响较大的一位文化巨匠.本文就朱熹继承和发展儒学以及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谈点看法.一、朱熹儒学的新贡献(一)孔子儒学的贡献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开创人,而且开创了战国重知识、重人才的繁荣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难以估量.孔子儒学的贡献是创立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学派.     

儒禅互融与大历诗风

安史之乱后的大历、贞元时段是中国古代儒学、禅学、文学发生衍变的重要时期。儒学、禅学的新特征在大历时期已显端倪 ,儒学吸纳、认同禅学与佛学趋于儒化倾向是互逆背反而又和谐归一的现象。从形式上看 ,大历时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不复统一 ,但实质上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有特点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一特质对大历及其后的诗人的艺术追求、艺术表现、语言运用有根本性的影响。诗人力争学通儒释 ,半儒半禅 ,亦禅亦儒 ,心态夹缠复杂。诗人的“儒释观” ,“出处观” ,形成了“尘内”与“尘外” ,“勤王”与“事佛”的矛盾与融通 ,在儒释之间都经过了一番转换与互融。这使得大历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亦俗亦雅 ,亦执着亦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但其内在心理机制是同一的。文学语境上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     

试论宋代的人性探索运动及其历史评价问题

试论宋代的人性探索运动及其历史评价问题周月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长期以来，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宋代理学的评价问题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理学为中国的传统儒学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从而为儒学注入了生命的活力，尤其是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哲学以其庞大的...     

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与陈献章的思想关系

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朱熹集宋代理学的大成,但朱学的历史命运却颇多曲折,朱熹生前从作为“帝王师”的一代大儒,晚年却成为“伪学”的魁首;死后又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提升为官方哲学。他一方面对孔孟儒学的哲理化作出重大贡献,为儒学发展建立新的里程碑;同时维护封建纲常的思想为统治者所利用,后来从戴震到五四运动,都把朱学作为批判的对象。陈献章不满明初朱学的垄断地位,他提倡贵疑、自得的学风成为阳明学的先导,但他仍然奉朱熹为“吾道之宗主”,维护封建纲常并无差别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禅与个性化创造诗论

本文是作者的《佛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系列研究之一，文章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探讨了古代诗学中个性化的审美理论。中国古典诗学中虽然没有体验这样一个范畴概念，却多有关于审美主客体融合体验的描述。严羽的“妙悟说”就属于一种个性化的审美理论。禅宗所讲的“顿悟”，是指个体的直接体验．不是靠理性思维或因定传授模式所能达到的。禅宗主张求佛不应向外觅求，而是对自身佛性的体验与发现，实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化体验、以禅喻诗正是借禅悟的个体化特征来喻诗歌的个性化创造特征，以打破旧的诗学范式。诗的审美体验与禅宗的宗教体验有相通之处，一是随机性，二是超语言性。宋代的诗论家即往往受禅学的濡染启示，借用禅学的一些观念构建其诗论。     

简析宋明时期“成性” 与“复性” 之争

宋明时期理学盛行,儒学主要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并且逐步取得了支配的地位。理学唯心主义者二程、朱熹等继承和发挥了唐代李翱以及禅学的观点,大倡“复性”说,主张用穷理尽性的方法来“复其性”、“复其初”,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而王安石、王廷相、王夫之等人,却用“成性”说来反对宿命论的“复性”说,提出了“性     

关于朱熹哲学的几个问题

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位具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朱熹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体系庞大,内容宏富,既多精华,也有糟粕。笔者试就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愿与学术界的同志们商讨,错误和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一、朱熹之学是先秦儒学之复兴和发展。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儒学”。古往今来,解释“儒”和“儒学”的,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蒙文通先生给“儒学”下的定义,最能道出儒家思想之中心内容。蒙先生说:“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蒙先生的这个定义,很有来历,决非凭空杜撰,而是从孔孟的思想体系中归纳、提炼,升华而成的。先秦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下面仅就《论语》和《孟子》两书进     

朱熹义利观评述

“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自孟子以来,没有一位儒家学者不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作为儒学的继承者朱熹自然也不例外。朱熹的义利观,主要本于孟子、董仲舒的思想,但他更注重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论证,给予义利以理学的解释。这一特点,不仅丰富了儒家思想,而且使义与利增加了新的内涵,体现了儒学在宋代的发展、深化。儒家义利思想遇到新挑战     

谈文艺创作中的感觉运动

一什么是感觉?在艺术家的眼里,总是把感觉与感受、直觉、印象,经验、体验等相提并论,同时对感觉在创作过程中的性质、作用,作了与哲学家、心理学家不同的叙述。他们说:“‘感受’就是写小说的基础。”对这个问题,高尔基说得很清楚。当有人问他什么东西第一次激动他写作?他说是“印象”。又问他多在什么感受上去建立形象?他说“在一切感受上”。他还说:“把作家缺少的那些环节放到经验里去,以便写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这就叫直觉。”我国作家谌容也说:“我写《人到中年》时,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     

朱熹哲学思想对越南社会的影响

朱熹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哲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传入越南,对越南后黎朝和阮朝影响很大,儒学成为越南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坚持斗争哲学 狠批“中庸之道”

解放前,俺南关有一座“子思书院”,里边豎着一块“子思子作中庸处”的石碑。一提起“中庸之道”,俺南关人民就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把“中庸”捧到了天上,说成是人们道德的最高标准。子思、孟轲进一步鼓吹“中庸”,企图完成孔丘没有实现的“复礼”大业。从那以后,历代反动派,为了维护反动统治,纷纷跑到俺南关,刻石立碑,大肆吹捧“中庸”,说什么“天下中庸在此间”,簡直把“中庸”吹得神乎其神。可见“中庸之道”是历来反     

知府方体

宋代大儒婺源朱熹在宋绍兴以后，历任福建泉州同安主簿、武学博士、江西南康知军、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江西刑提、荆源南路安抚使、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漳州知州等等，当了九年地方官，四十多天的帝王师。朱熹为官，努力贯彻其儒学理念，不倦地向皇帝灌输“正心诚意、正心克己”之论。当地方官时勤于职守，努力赈恤，治理荒政，曾多次轻车简从，深入民间，了解灾情，劾罢了一批昏贪污吏，连上六道弹劾奏章，罢了丞相姻亲唐仲友的官。朱熹廉洁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