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石涛"一画"论研究的世纪回顾

自20世纪40年代始,绘画理论界和美学界对石涛的绘画美学著作《画语录》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投入研究,从文本的标点注解到美学意义的阐释分析,发展到不同观点的学术论争。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关于“一画”论的研究、分歧和论争,总结起来,可分为“线”论、“道”论、“法”论、“禅”论、“自我”论、“统一”论等六种观点。     

论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

论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高秀昌如果说“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那么“反”就是老子辩证法的中心范畴。《老子》中“反”字共有４见：第２５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４０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６５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     

先秦易学的“公共阐释”——兼论从春秋“士易学”到“儒门易”的演变

当下的阐释学大讨论,已经从概念的探讨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化。在此背景下,以典范的阐释现象为研究范本,将当下热议的一系列阐释学范畴融汇到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很有必要。先秦易学便是这样的鲜活范本。对《周易》经传关系的梳理,可以探讨传统易学中那些暌违了历史事实的所谓“非历史阐释”的表现形式和衡量尺度;对春秋“士易学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寻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更创造性地启发了先秦易学阐释的“士易学”阶段,为易学阐释史的分期断代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而考察“士易学”到“儒门易”阐释范式的转变,正可印证“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及其“隐”与“显”等议题。总的说来,注重阐释效应的“公共阐释”研究,为先秦易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种“自下而上”的阐释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鲜活样例。     

论桂林山水的风骨美

风骨本是社会学与文艺学的概念,将其引入山水美学,是本文的一个尝试。魏晋时,“风骨”一词常出现在人物传记和画论文论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有专篇论诗文的风骨。詹镇指出这些“评人物的风骨论,评书画的风骨论,评诗文的风骨论,都属于美学范畴……都有很大的类似性”。王运熙也说:“从人物品评到画论再到文论,三者的评论对象虽有不同,但风骨概念的基本特征却没有变。”正因各种风骨论都屈美学范畴,风骨概念从人物品评外延到画论、文论,也就有可能引进山水美学研究之中。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老子对语言传播的批判

《老子》五千言辞约义丰 ,幽深玄远。其表达的含蓄朦胧 ,用语的殊异独特常使人们产生许多的误解。陈鼓应先生曾专门撰文对比较流行的误解加以澄清 ,以期还老子之本来面目。① 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看老子有关语言传播的论述 ,我们很容易得出老子否定语言传播的价值的结论。通行本《老子》第一句便是“道可道 ,非常道” ,《老子》一书中反复出现“不言”、“不争”、“不辩”之类的概念 ,老子似乎对语言传播的价值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当然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如果老子真的否定语言传播 ,那么《老子》五千言不是将老子自己逼入道“不可道”的悖…     

《老子》世传本“常道”与帛书本“恒道”辨析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世人甫知《老子》世传诸本中的“常道”,原文应为“恒道”。而根据“恒”的字形分析,“恒”的本义应该是“心交天地,循环不已”,根据《老子》原文语境分析,“恒道”的意思应该是“体悟自然之道”,故“恒道”与“常道”不是完全同义词,世传本《老子》以“常道”易“恒道”实属封建陋规（避讳）下的无奈之举。     

复原老子之"道"

近代以来 ,学术界一直有一种主流倾向 ,把老子的“道”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这种判断明显与老子的“道”论存在着矛盾。为了消解这个矛盾 ,本文依据先秦时期的文化语境 ,参照《老子》的不同传本和历代老子研究者的解释 ,力求为老子的“道”论作出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系统性的解释 ,复原老子之“道”。本文给老子“道”的定义是 :“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不主宰世界的创造者 ,是人类的信仰对象     

石涛的“修行绘画”

石涛晚年作为"文人职业画家",在绘画理论与现实抉择上都体证了绘画的自主性。处身于明末清初"异业同道"所呈现的多元认同中,绘画不再只是文人抒情遣怀的余兴节目,而是与道德、事业并列,因其不同文化型态,展现"道"的全体。石涛自觉"书画非小道"、"笔墨资真性",视绘画"创作"为"超凡成圣"的修行,乃是即画业以成学,进而即画业以成圣。呼应于王龙溪"即业以成学"的思想,石涛的"修行绘画"是鲜明而深刻的实践个案。     

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

《文史通义·原道》篇是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他不作经院式探讨,而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批判性和超前性的鲜明特色.他提出历史哲学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命题:其一,“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其二,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的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学于众人,是为圣人”.其三,“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穷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诚如梁启超所言,章学诚的论述“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解释学的逻各斯与道的解释学——中西解释学的差异根源

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是理解中西思想的核心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中西解释学在基本方向上的不同。解释学发源于希腊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在西方解释学中总是通向对外在性的目标,对外在对象的理解。西方解释学是以逻各斯为中心。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道具有内在性。中国思想的解释更重视个人通过体验的领悟,对经典的解释需要一种追体验的功夫。这也说明对中国思想的哲学体系化的阐释架构往往远离其自身。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禅宗兴起与陶诗在齐梁中声誉倍增因缘考

沈约于齐永明六年撰成的《宋书》不设文苑传,但以《谢灵运传论》概述两汉魏晋迄于南朝刘宋的文学概况,而只字不提陶渊明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昭明太子编集《陶渊明集》,于序中极力推崇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在诗坛的地位以永明年间为前后分界线。自永明而后,陶诗声誉日益隆起,至宋代苏轼和陶诗出而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与陶渊明诗歌中的禅韵和佛教禅宗的兴起密不可分的。     

释义学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石涛“受识论”与克罗齐“直觉说”相同点的比较

本文对石涛与克罗齐的美学观点加以比较，进行探讨。     

宋明理学与画学

本文运用了跨学科的比较方法,梳理了宋明理学与绘画美学的发展关系。认为道学与心学的融合对立表现在绘画美学中,是山水画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转变和对继承与创新的讨论。这种思想变化在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显示出文人画家在遭遇突变后的复杂心态。而《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撰写,代表了哲学与美学结合的智慧结晶,体现了明清画论的最高水平。     

《水浒传》的文本结构与文化意蕴

《水浒传》并非简单地是一部反映百姓造反的小说，在草莽英雄传奇故事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所代表的“道”与君权系统所代表的“势”之间的对立冲突构成这部作品的基本意义生成模式。这部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困惑。     

宋代的味论诗学与苏轼的诗味追求

味论诗学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是宋代以味论艺总倾向的一部分。苏轼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努力追求诗味,创作出了组诗杰作《和陶诗》。严羽、张戒等人对味论诗学都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