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办慈善事业述论

在儒家"仁政"、佛教功德与福田思想、稳定社会的现实政治需要的综合作用下,宋代官办慈善机构设置健全并制度化,设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慈幼局、漏泽园等,其救助范围广泛,涉及人的生养病死。尽管带有较多的"恩赐"性质,但宋代官办慈善机构的制度化,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朱葆三慈善事业述论

朱葆三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慈善家。面对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作为一名民族资产阶级人士,朱葆三表现出了较强的救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对当时上海、宁波经济发展、社会慈善组织良性运作、教育近代化等功不可没。     

社会变迁中的天津会馆

天津作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和京城的门户,为五方之民杂处的都会,此地以同乡会为基础的会馆的兴起,即与此相关.而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会馆的性质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除了商业上的特点外,还夹杂了政治关系、崇奉名人、敬神、慈善等种种因素.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一个方面.     

会馆的社会影响初探

作为异地同乡人活动的场所——会馆,存在了500年,其社会影响也是明显的,它不仅汇聚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而且传播了宗教,带来了人口的迁移等。     

清代成都会馆与成都社会发展

清代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使成都人口迅速增长。移民定居成都后相继建立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他们在成都的发展。作为清代成都移民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成都境内形态各异的各省会馆,不仅是清代西南建筑的杰出代表,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都社会的发展,使成都的工商业陆续恢复,城市建设也日渐完善,各地文化更通过会馆实现了交汇与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成都文化。     

1870—1914年英国的慈善事业

1870—1914年英国的慈善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传统的原因,并与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直接相关。慈善事业所提供的救助主要表现在一般性救济、失业救济、住房建设以及医疗健康救济等方面。从总体上说,慈善机构各类救济在英国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英国社会问题的越发严重以及慈善组织自身在原则和措施方面的不足,英国慈善组织的社会救济效果并不明显。     

浏阳会馆

去那天,心里犯嘀咕,好多年没到菜市口,那里的丁字路口早拆成了大马路,它还在那里吗？谁知道,车子刚在菜市口往南一拐没多远,我一眼就看见了路西高坡一座小院靠北边的墙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浏阳会馆”几个小字,心里一阵惊喜。     

北洋时期的宗教慈善事业研究

北洋时期,宗教文化勃兴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宗教慈善事业大规模、全方位的展开。民国初年各地相继建立的一些医疗机构中,多注重医学教育和医院之间的合作,在传播西方的医学文化、提高医疗水平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北洋时期,宗教界广泛设立育婴堂、开办孤儿院、创设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某些社会问题,促进了中国社会进步。     

民国社会救济立法述论

民国社会救济逐渐走上法制化轨道,一系列社会救济法律、法令颁布实施;救济对象的界定脱却了传统的道德标准,趋向于公正、公平;救济内容以积极救济为主;救济经费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救济的顺利进行;救济方法多样,既重事后补救,尤重事前预防;国民政府设立专职社会行政机构,管理社会救济事务.在肯定民国社会法制建设取得进步同时,毋庸讳言,民国社会仍是一个非法治化的社会,人治现象相当普遍,统治者基本不受法律制约,法律具有很大虚置性,许多法律的实际效能极低.结果是法令虽多,但"法外侵扰"也多,说明法律在许多时候行同虚设.     

论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参与主体

:认为慈善事业的组织基础和实施主体是民间非盈利性公益社会团体 ,我国当代慈善事业参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首先 ,慈善机构和人道主义救援组织是我国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 ;其次 ,其他非盈利性公益社会团体、某些事业团体、宗教组织是慈善事业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多元主体的参与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开发和利用社会的慈善资源     

商会的激励机制

商会理论的演进包括商会的非盈利社团理论、商会的制度动力学理论、商会的交易成本理论三个阶段,但它们对商会激励机制的研究都存在不足.基于商会同时提供两类产品,即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的特性,通过"关联博弈"概念可以建立商会激励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可证明商会激励约束机制不仅具有存在性,而且具有均衡性.这为我国商会制度的改革思路提供了重要依据.     

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

重商主义在晚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表现为尊商意识的确立、清政府工商政策的变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显著提高等。天津商人的构成决定天津商人合群意识弱、市民意识浓、近代意识不足等特点的形成。针对这些,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集中在联络商情、剔除内弊、开启商智等方面。     

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研究

1927年11月,一群在上海总商会商业夜校求学的职业青年,仿照学校童子军组织形式,自发成立"商夜童子军",随后易名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该团成立以后,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大典、募捐赈灾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尤其是在"一.二八"战役和全面抗战时期,团员们冒烽火,忍饥寒,抢救伤兵难民,护运各类人员物资,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脱钩背景下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员工激励和保留——以X商会为例

以X商会为例,采用扎根理论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行业协会商会与主管行政机关脱钩后在员工激励和保留方面面临的挑战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案例研究的结果显示,脱钩后,商会员工离职倾向显著提高,影响员工激励和保留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战略、内部机制、外部刺激、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知觉等.对影响因素之间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此提出应在组织结构、员工身份、薪酬体系、绩效考核及职业晋升几个方面加强员工激励和保留的管理建议.     

浅议"电子商务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

文章针对"电子商务概论"课程的特点,从教材、课堂组织方式和实验环节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教学改革的建议,希望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电子商务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时期总揽天津商务的总枢纽,主动配合官方机构,对天津粮食行业实施多层面的监督管理,保证了京津地区粮食供应的安全。     

唐宋以来移民与江右商帮兴衰的重要关系

江右商帮的形成、发展以及衰落都与移民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促进了江右商帮的形成,并使之走向全国,发展壮大。同时,随着江西的商人流向全国,江右商帮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但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逐渐走向封闭,移民运动也随之衰落,近乎停止。于是经历了500余年的江右商帮,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没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保定商会档案及其出版

现存600多卷8万多页的保定商会档案,内容比较丰富,具有原始性、系统性和地方性等特点。该档案的整理和影印出版,对于保定“历史文化名城”的进一步保护和开发,对于直隶商会和保定商会的研究,对于社会救济史、日本侵华史、天津商会与保定商会的关系、晋商史等很多问题的研究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开创新局面。今后的保定商会及其档案的研究工作,在文献学方面还可以再做一系列的拓展,在专题研究与通贯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更是大有可为。     

组织的镶嵌、链接和整合--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个案分析

地方商会作为专业市场中协调外地商人和当地政府、市场、企业间关系的重要桥梁,其自身独特的性质,使其可以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各自固有的缺陷.作者引用社会资本理论,用镶嵌、链接和整合三个概念来说明商会的形成和发展,并以中国轻纺城的地方商会为例加以论证,并从制度规范角度,结合社会资本,探讨了中国地方商会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