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公安三袁

林语堂与公安三袁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对他们推崇备至、承续甚多,亦可称林语堂是三袁“灵魂的转世”。林语堂受三袁影响最大的是性灵、悲剧感和逍遥精神,这对林语堂的文学人生至关重要。不过,在现代意识与宗教情怀等方面,林语堂与三袁明显不同,这里既有超越又有局限。     

走进林语堂——评王兆胜的新作《闲话林语堂》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是研究人的灵魂,那么研究文学家则是走进一个幽深具体的文化灵魂。《闲话林语堂》就是这样一本真正走进林语堂文化灵魂深处的佳作。首先,作者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宏大视野中把握林语堂。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种生动的文化现象,突显的是民族文化的某些价值。在《闲话林语堂》中,作者通过剖析林语堂文化灵魂的渊源,揭示了林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林语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那样激烈地否定,又不同于“国粹派”一味地肯定传统,而是在批判传统文化丑恶一…     

近年林语堂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林语堂的研究比过去有长足的进展。思想体系的研究成为林语堂研究的重中之重,创作道路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林语堂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作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发展历程的缩影。     

林语堂与性灵文学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坛著名的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林语堂在创作上已经渐趋丰富和成熟,从而迫切需要在创作理论上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因其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和自由主义精神,此时他已在西方众多的哲学、美学思想中,筛选出他所认同和需要的表现主义美学,并经过创造性的综合改造,使之成为他可以应用的理论武器。而当时周作人扬起的“性灵文学”大旗,也与他的性情和兴趣一拍即合。本文着重分析了晚明性灵文学与林语堂创作理论形成的渊源关系,并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了林语堂性灵文学观的独特性和局限性。     

“林语堂之谜”及其博士学位论文平议

通过对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和导师孔好古评语两件新近发现文献的解读,讨论林语堂与孔好古的关系,可以为林语堂转向之谜提供新的解释。林语堂和孔好古之间应该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林语堂后来转向文学,跟导师孔好古没有关系。林语堂论文所得的2分,在新的评分体系里比旧评分体系要高一级;学位论文中没有参考孔好古的汉语声调起源理论,可能是其得分不高的原因之一。孔好古给林语堂论文的评分并无不妥,也并没有因为林语堂是中国人而歧视他。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建立的、以方言关系为前提的汉语上古音体系,具有超前的学术价值,是开创崭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眼光看,也存在引述不当、对汉学成果吸收不够的缺陷。     

解读林语堂的崭新参照--评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

1995年以来,林语堂研究领域新人辈出,继80年代万平近、施建伟两先生之后,陈旋波、王兆胜、汤奇云等后起之秀,无不把审视的目光投注在作为20世纪文化名人的林语堂及构成其特异文化景观的林语堂在海内外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上.新一代研究者均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或通过对于东西文化的类比与参照,或通过对其人生哲学、生活理想的阐释,或通过对其作品中文化叙事的解读等,力求透过历史和现实的重重烟幕,把握其中所蕴含的东西文化因缘,领悟林语堂精神世界的实质.     

论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文学观

林语堂从新文学运动源头采撷的个人主义的火种,成为他一生坚守的文学理想。林语堂把人道、人性视作全人类共有的也是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社会发展水准、文明进步程度的判断都是以人性、人道原则为依据,他所理解的个人主义超越了特定社会给出的定义而成了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林语堂的文化情调中,幽默是最具特色的。林语堂的幽默不只是一种文学风格,甚至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而是他追求完美人格的途径,是理想社会在人性层面上的呈现。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是鲁迅式的,他其实是在以一已的坚守实施某种转型。转型有两种:一是重在颠覆,一是把过去文化中尚具现代生命力的东西提取出来。林语堂侧重于后者。林语堂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本是五四精神的弄潮儿,人到中年之后,他和五四青春型激情有了距离,但并未背离五四启蒙之义。他的姿态与鲁迅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林语堂与周作人

林语堂与周作人的交往并不频繁 ,也不算多么密切 ,这远远不能同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相比 ,这主要可能由于二人都不喜爱交往的性情相关。但是 ,二人在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以及性情癖好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承继性 ,如果说周作人是林语堂的“亦师亦友”这个概括也并不为过。当然 ,林语堂毕竟不是周作人的翻版 ,他们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美学趣味上面。     

近几年林语堂研究述评

如果举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存有的遗憾,那么作为著名文学家文化人的林语堂长期受到贬斥和遗弃恐怕是其中最为显目的.其实,林语堂八十多年的生活遭遇和创作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是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林语堂早年曾接受长时间的教会学校教育;林语堂是唯一一位长期用英文进行文学文化创造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林语堂在美国生活长达三十多年而晚年却携家带子回归台湾省;林语堂既是一个散文大家又是著名长篇小说家,他一生仅长篇小说就有十多部;林语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自信者.他说,“我有雄心让小说留传后世”;林语堂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京华烟云》也     

论林语堂散文的幽默特征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体现出非常突出的幽默特征,这与其早期的散文主张有密切联系。林语堂早期极推崇散文的幽默化,并形成一定的理论特点。林语堂散文幽默特征还可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找到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林语堂散文不仅受到中、外小品文的双重影响,还与其政治信仰、文学主张相投合。并且这种幽默散文观,不仅包含了他人格与文格、生活与艺术相融合而形成的带有中庸文化色彩的本质,而且对言志派散文批评理论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绿色文论的生态诗学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     

林语堂与《红楼梦》

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崇尚西方和批判传统的情况下,<红楼梦>恐怕是少有的例外,它普遍受到关注、热爱和崇拜.林语堂也不例外,他平生的最爱是<红楼梦>.<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塑造、家庭文化叙事,尤其是其精神血脉已浸润于林语堂的文学人生之中,也深入了林语堂的精神和灵魂,这自然提升了林语堂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品位.不过,由于过于崇拜<红楼梦>,一味沉溺于模仿,缺乏超越性意向,这是林语堂的明显不足.     

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文学理念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     

“人的文学”的融合发展——论林语堂对现代文化人格的建构

"人的文学"成为"五四"的时代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转型中,这个主题深化为更加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兼具现代性的文化人格的塑造。林语堂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体现出来的文化人格,应该融汇中西文化,既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自由独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和优雅,是由中国自身成长起来的理想的现代文化人格。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文学所思考的人的问题,必然包含了中外文明冲撞下文化人格的现代性构建。林语堂所做的文学批评是对"人的文学"在人格健全和文学现代化这两个维度上的延展掘进。     

文体改革与人生态度──林语堂文论集序

林语堂提倡幽默，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是文体改革的继续；二是人生态度的表明。在20年代和30年代，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林语堂在1924年开始提倡幽默，意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文体改革作进一步推动，积极意义较多；而30年代再度鼓吹幽默，乃是提倡一种冷静、超远、旁观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有较大的消极作用。     

论林语堂的幽默观

30年代幽默文学的兴起,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大碰撞所引起的一系列聚变之一。作为幽默文学倡导者的林语堂,他的幽默观同他的艺术观一样,都是这次聚变的产物。 幽默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人类文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类文明发     

选家的慧眼——读万平近选编的《林语堂选集》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林语堂渐成热门人物.跟萧红、沈从文等"热"得不同,《京华烟云》走上银屏赢得观众的赞赏,《生活的艺术》成为畅销书,竟有了几种版本.林语堂热越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成为值得思考的一种文化现象.三十年代在上海掀起一阵"天下无不幽默"的风潮后,林语堂在大陆冷寂了半个世纪,骤然间竟再度风靡.这不仅是林语堂其人其文经历了一次"实践"的淘筛,作为文学研究者,其观念、方法、价值判断以及适应能力也接受了一次"颠簸".关键并不在于对过去的结论和观点进行一次反悟,而在于对目前的现象和发展趋势有明晰的、科学的和有     

“妆未梳成不许看”——从文学翻译中的“兼顾”原则说起

在本文中，作者以关于文学翻译的“兼顾”原则为切入点。一是回顾了该原则在内涵上的变迁过程，着重对比和探讨了从过去的鲁迅到林语堂，又从林语堂再到今天的许源冲乃至黄杲圻等翻译名家对于“兼顾”原则在认识和运用上的不断变化。二是作者指出，在鲁迅时代，文学翻译以原作为依归，以再现原作的结构美（风格）为“圭臬”；到了后来，则以再创造出可以和原作相媲美的译作为“最高境界”。三是作者还借以回顾了我国的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文学翻译的实质是“意译”。     

守护心灵的安宁－－论林语堂文学创伤中的和谐美

和谐,是林语堂追求的文学境界。在文体上,他提倡闲谈体,要求抒写性灵,打破作文法对内容的束缚,使用雅健自然的语录体,追求形式与内容的谐调统一;在人物造型上,他追求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和谐。林语堂的这种美学理想来自于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来自林语堂融通中西文化而形成的价值体系,因为和谐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他对人文主义“上帝”的信仰,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也消解了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焦虑与困惑,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从而达到了“水连天碧”的境界。     

论林语堂的自由个人主义文化观

本文着眼于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林语堂自由个人主义理念的文化内涵及特征,认为自由个人主义是一种在文化观念上消弭了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倾向而专注于个人心灵世界的独特文化形态。林语堂在东西合壁的意义上确立了以“中国的人文主义”为价值尺度的文化理想,以宗教泛爱主义为理性依托,把自由主义引向文学实践一隅,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化文化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