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兼谈改革对民族融合规律的启示

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尤其是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孝文帝欲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汉民族早日融为一体。客观地讲,孝文帝改革对北魏历史、对鲜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将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但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汉化”的特点,鲜、汉民族融合进程中呈现出“捏合”的特征,这不仅不符合民族融合的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洛阳地区元氏墓志所见文化融合

北魏时期元氏墓志所处的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实行“汉化改革”运动下的产物，其关联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状况；元氏族人所呈现的文化素养是跟随“汉化”进程而逐渐改变的，是元氏家族从“辞无烦华，理从简实”到“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蜕变，以及语言文化方面的杂糅状态；其墓志的志文中可见鲜卑族人文化素养的嬗变，可见其从“渐学诗礼，善武爱学”到“尚穆南朝，文武双修”再到“才贯古今，善通南韵”的转变，从中窥见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以及民族融合对鲜卑族身份转换的影响。     

明代西藏“贡道”研究

《明史·辅教王传》、《西番诸卫传》及《野获编》卷30、《广志绎》卷5均记载,明代来京路线,是限定“从四川雅州入”。而对从河州(临夏)、洮州(临潭)来朝贡的,则拒不延接,不予赏赐。足见雅州乃明廷与西藏的交通枢纽。在明代从雅州进出西藏,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取黎州经飞越岭入藏;二是取天全六番经罗岩州入藏。前者如《松窗梦语》卷3谓西藏贡使取黎州入京是其证。后者如《明史·大宝法王传》谓武宗朱厚照派宦官刘允入藏,取“天全六番出境”是其证。     

融合之美 关于魏碑的诞生、发展与流变

<正>魏碑概念的提出,形成于清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写道,“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所谓“魏体”“北碑”,即指魏碑,就是北魏(含东魏、西魏)之际的楷书碑刻书法,尤以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形成的体势上以“斜画紧结”为主要特征的楷书书体。因其最初成熟于洛阳地区,故又称“洛阳体”。     

关于"Hispanics"的翻译及其他

《世界民族》2 0 0 2年第 5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当代美国西班牙裔人口的变动特点及其影响》的论文。笔者在研读中发现 ,在这篇论文的编者注中 ,编者认为文中的“西班牙裔”应改为“西语民族” ,因为从民族学角度看 ,该论文中“西班牙裔”所指称的对象用“西语民族”来表示则更为科学和准确。这一细微的编者注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六年前 ,当笔者决定将美国的“Hispan ics”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 ,曾参阅了大量的中、英文文献和一些权威性工具书。现整理如下 ,希望对“Hispanics”一词的理解有所裨益。《韦氏新世界百科全书》认为 :“Hispanic…     

钟敬文：永远的诗人

钟敬文：永远的诗人文／黎子“少数民族文学就象海洋一样宽阔。”———钟敬文“我死后，墓碑上不要写民俗家，也不要写其他的头衔，只写‘诗人钟敬文’就可以了。”本世纪中国最知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他的书房中对几个与他相隔整整两代人的年轻人这样笑谈生死。其语...     

契丹辽帝的造像与祭祖

对辽代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祭祖进行勾沉,是研究辽代契丹民族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作论述。 一、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各地祖庙的兴建 已故契丹皇帝的“造像”及其种类。 辽时契丹皇帝为了祭祀祖宗,大量雕塑、绘制已故君主的“御容”像。辽代对已故皇帝“造像”始于何年何月,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经推断,概始于太祖阿保机时代。《辽史·太宗纪》载:天显五年(930年)六月丁己,“拜太祖御容于明殿”。说明此前于太祖祖陵陵庙内已经供奉阿保机的“御容”像。从此以后,每一契丹皇帝“驾崩”之后,均要制作“御容”像。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云:契丹皇帝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并致祭”。可见这在辽代已成为一种惯制。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六乌圣母”:壮族鸟神崇拜的原型

历史上,壮族未曾形成统一的宗教,其信仰还处于原初的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阶段。其中,“六乌圣母”之神位赫然高就,广为壮人所祀。据史载:“壮俗每数年延师巫,结花楼,祀圣母”。“按圣母不知何指,据邑中武平里诸壮所祀,则为六乌娘,又名六乌婆,庙在六乌山。比人每遇瘟疫,则舁六乌娘巡游村市热闹”。 “瑶祭盘古,壮祀六乌圣母”。《粤江流域人民史》亦有“壮祀六乌圣母、白马令公等神”之说。虽然这些祭祀形式已经明显披上了汉族宗教文化的色彩,但仍掩饰不住它与自然崇拜的渊源关系。     

"一战"以前的国际法与"少数人权利"的保护

“少数人”是非常古老的社会现象 ,而“少数人问题”却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并逐渐成为现代国际法十分关注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表明 ,“少数人权利”不仅是国际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少数人权利”本身的不断完善和进步又从一个方面促进了整个国际法的完善和进步 ,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际法体系。尽管目前国际法中有关少数民族和“少数人权利”的内容大部分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但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近代国际法形成的早期 ,许多内容又是在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 ,回顾和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法中“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历程 ,重新审视国际社会逐渐发现、承认并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历史过程 ,是很有意义的     

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

文章在考释近年出土的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铭文的基础上,分析穆泰本人及其先人籍贯、家居、任职等情况,推测穆泰家族源自鲜卑,系北魏孝文帝改鲜卑(贵族)姓为汉姓辗转而来。文中对穆泰等人所任职务、任职地点等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多有订正和补充,澄清了若干唐史和民族史学界长期存而不明的问题,并以此揭示鲜卑人汉化的具体过程。就穆泰家族而论,因其多在都城西北诸民族势力活动之地,又以武职为显,其家族汉化较之进入内地核心区之鲜卑人汉化之例显有差别,其特征表现在: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若干因子,在物质层面背后还寄托着本民族的某种精神情怀。     

论拓跋鲜卑的西郊祭天

西郊祭天是北魏孝文帝改制前拓跋鲜卑统治者最重要的祭天形式。淫祀诸天神、女巫主祭下的骑驰绕坛、夏四月西郊祀天等是西郊祭天的显著特点，它是拓跋部传统的天神崇拜、草原游牧民族的祭祀仪式与汉族的郊祀制度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其长期存在则是因为适应了三分结构的社会现实。     

王韶《平戎策》中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及借鉴意义--兼补辑《全宋文》中的王韶文

王韶是北宋神宗朝开拓熙河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军事家、政治家.其<平戎策>提出了恩信招抚、汉法教化、平等相待、杂居互学、发展经济等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另为<全宋文>补辑王韶文五篇.     

远古时代的西羌部族与关陇文化

关陇地区以老官台和大地湾为代表的前仰韶时代文化,共同催生了陕甘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一文化就是炎帝西羌集团的遗存。从距今6000年前后起,炎帝西羌集团一些支族开始向四方迁徙。其中,一支向东北迁往山西汾河与晋冀桑干河流域,与黄帝部族融合后又返回中原,形成炎黄集团;一支迁往西北甘青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产生了马家窑文化。炎帝部族留在关中故地的又与此后回流的部分炎黄族民构成姜炎部族。本文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对夏商时代关中的姜炎文化和先周文化、陇右的姜羌文化和羌戎文化的来源、演化,及其与关陇部族的分合流变进行了探讨。     

从《评皇券牒》看瑶族先民的价值观念体系

瑶族历史文献《评皇券牒》反映出瑶族先民的价值观念体系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以十二姓瑶人的整体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以盘王子孙的生存和繁衍为基本的价值目标,以山场共享为价值取向,以原始或封建的道德为基本的行为准则,以刀耕火种、定期迁徙为价值实现途径。要实现瑶族价值观念体系的现代转型,应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改变其经济生活方式;并为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和冲突创造条件和机会。     

卫青、霍去病等与伊稚斜单于接战机会之争

公元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精骑,出塞攻略匈奴。汉武帝希望霍去病能与伊稚斜单于接战,为此,曾经两次调整出攻地点。卫青也想建立大功奇勋,却两次被更改出发障塞。卫青既出边塞,捕捉到匈奴人俘虏探得伊稚斜单于所在位置后,临阵命令前部将军李广合并于东部将军,而与其曾经的救命恩人公孙敖一起去攻取伊稚斜单于。李广负气出行,迷路失道,后大将军期,含冤自刎。匈奴伊稚斜单于西北驰遁。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敖明争暗夺与匈奴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     

缙云与黄帝散论

缙云黄帝传说 ,是缙云氏后裔南徙和东晋以来北人大量南下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是儒道交融、史事神话仙话交融的产物 ,是南下北人和当地土著居民共同创制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显示出黄帝文化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包容力。     

成都将军的设置及其在治理川西藏区中的作用

清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土司的用兵结束后,为了加强对康藏及川西藏族的统治,乾隆帝特设成都将军,统辖八旗和绿营,治理川边。成都将军在维护川西藏族地区的稳定、保持川藏大道的畅通、巩固西南边疆的安全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

文成帝《南巡碑》可进一步充实对北魏前期以幢将郎卫制度为主体的禁卫武官制度的认识。《南巡碑》所见幢将有内都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内小幢将等 ,内都幢将当为负责殿中宿卫的禁卫长官。《南巡碑》所见斛洛真即胡洛真 ,意即“带仗人”(宿卫者 ) ,斛洛真军将或即宿卫军将。雅乐真、胡洛真可能就是史书中常见之羽林、虎贲 (郎 )。《南巡碑》可见大量郎官———内行内三郎、内三郎、三郎 ,内三郎多兼将军号。北魏前期亦有左右卫、武卫、四军、骁游等将军 ,似亦为禁卫武官。左卫将军所兼之南部折纥真即南部下大夫 (尚书南部侍郎 )。文成帝时禁卫武官出身于五六十个家族 ,归附拓跋鲜卑的各部族几乎都有代表人物任职于北魏禁卫武官系统 ,主要以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及素和氏、斛律氏等约十余个家族为主。高车 (敕勒 )族的乙旃 (叔孙 )、斛律氏与北魏禁卫军权的关系极为密切。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