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与“神韵说”

<正> 一、“神韵”——诗歌的高境界对于清初著名诗人、诗论家王渔洋的“神韵说”,批评家历来争论颇多。我认为,神韵说作为一种论诗主张,指的是一种意境,是诗家孜孜以求的一种高境界。在渔洋眼里,它是诗的极至。它既不同于诗人的创作风格,也不是个简单的流派问题。神韵说适宜于任何体裁、任何风格、任何流派的诗,也就是说,追求神韵是普遍的,不应该把它局限于一品一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的诗学意义

翁方纲是王渔洋的再传弟子。他从渔洋《七言诗歌行钞》中选出三昧之诗,予以分析。并认为渔洋仅以冲淡寂寥为三昧之旨,是不全面的,三昧当有万法,遂将三昧之旨扩大到各种风格,以王维的平实叙事和杜诗为万法归原处,由虞集诗之例,将从学问得出的实地与三昧联系起来。这次尝试,是翁方纲由渔洋神韵说走出的关键一步。     

王渔洋选唐诗与其诗论的关系——兼论王渔洋的诗歌崇尚

<正> 王渔洋的三部唐诗选集,除了《神韵集》偶为人们提到外,《唐贤三昧集》和《唐人绝句选》则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境地。这三部选集不仅与王氏的诗论及其发展密切相关,也切实反映着王氏一生的诗歌崇尚。阐释清楚这一点,对全面了解这位清代大诗人是不无裨益的。一《神韵集》是王渔洋初入仕赴扬州任推官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编成的,从此,渔洋在诗坛上树立了自己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把《神韵集》看作王渔洋首倡“神韵”诗论的标志,已是论者的共同认识。然而,对王渔洋何以     

王渔洋学术讨论会在桓台召开

<正> 由山东大学与桓台县府等六个单位发起的王渔洋学术讨论会,于4月27——30日在王渔洋的故乡桓台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专家、学者等48人。王渔洋是清代的一位大诗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领导清初文坛达半世纪之久,有一代文宗之誉,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解放以来,他的“神韵说”及其诗作,一直受到冷遇,研究他的著作的人很少,发表有关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他的论著更没有人整理过。这次会议,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对王渔洋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评价;二是对王渔洋著作的整理。会议     

论王国维“境界说”对传统“境界说”的继承与发展

王国维是“境界说”的集大成者,他所建构的以“境界”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植根于我国传统“境界说”,吸收“兴趣说”、“神韵说”、“情景说”之思想精华.同时,王国维的“境界说”较之传统“境界说”又有所发展.它深受康德“审美超功利”与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影响,尝试克服传统“境界说”没有解答“境界”产生过程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对“境界”的范畴、形态进行了论述,使“境界说”具有了现代美学的色彩.     

论王士禛的诗歌创作

在清代诗坛上,王士禛被誉为“一代正宗”(《随园诗话》)。宋荦在《蚕尾集序》中说:“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亡疑,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园之在元。”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四说: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富,声威日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突过黄初,经其身无异辞。”《四库全书总目》卷173在评价王士禛的《精华录》时说:“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     

论意境的美学特征

王国维在《元剧之文章》中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又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王国维对意境本质的认识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点:一、感情要沁人心脾;二、景物要明晰可见;三、艺术表现既要自然又要有弦外之音。本文则试图从物境、情境、表现三个方面来窥视意境的内在规律。     

论意境的人生内涵

意境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易经》的“立象以尽意”和庄子的“象罔”。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作为意境雏形的“意象”范畴。意境说正式诞生于唐代。刘禹锡对意境有一个权威性的规定──“境生于象外”。也就是说，意境不仅仅是一种“象”，而且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趋向无限的“象”。司空图发展了刘禹锡的观点，认为意境必须表现“道”，因而它要超越有限的“象”，达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明代的王夫之从“情景关系”进一步规定意境的内涵，提出“有形发无形，无形君有形”的深刻思想。直到清末，王国维写作《…     

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

明代七子派与清初王渔洋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前人有“清秀李于麟”之说。实际上,王渔洋所继承的不是七子派中的主流一脉,而是崇尚古澹的非主流一支。从诗学主张上讲,神韵取代格调乃是实现了古典诗学的三大转移,即:一,创作题材由社会生活转向自然山水;二,诗歌内容由关心国家、社稷转向关注个人性情;三,诗学价值观由社会功用转向艺术审美。     

论李商隐诗的朦胧美

王国维在谈到姜夔词作时,曾经说:“虽格调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其实“雾里看花”未尝不美。尽管王的本意并非否定韵味悠长的风格。但这里的所谓“隔”与“不隔”终不免有点机械。文学史证明,有许多委婉曲折的描绘,并不一定比沉着痛快的作品逊色。它可以通过比兴手法创造出深邃的意境,抒写出表面好象片断而实际表现了内在联系的肌理和脉络。正如司空图笔下发人深思的阐述:“似往已回,如幽非藏。”看来好象一往     

论中国古典小说意境的发生动因

在中国古代,小说并非纯文学概念,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学范畴.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进行动态考察,中国古典小说意境发生的原因有三.首先,在由采录编撰到有为而作的发展过程中,作者创作之意的增强与心灵化,为小说意境的发生提供了必要前置因素.其次,在由说之小者至小说中有大道的发展过程中,小说的内在之意日益深厚,这为小说意境的发生提供了理性内涵质素.最后,诗性质素即诗性思维、诗性表现技巧、诗性语言的融入是小说意境发生的充分条件.因此,三种因素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意境发生的充要条件.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周祖谦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第９则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诗话》‘公’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     

从“王渔洋现象”仰视明清山东文学崛起

明清之际,世代交替,社会动荡,王渔洋初以秋柳诗名扬海内,继而被尊为一代诗宗,将明清时期山东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该诗峰以王渔洋为主要代表、由多代众多作家共同构成,可以视为“王渔洋现象”.以“王渔洋现象”为核心,可以分析山东地域文化对王渔洋的培养成长特点,分析山东地域文化与全国文化互动的特点,把握明清之际山东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家族文化、结社传统等特点,以“王渔洋现象”为基因仰视明清之际山东地域文化发展脉络和时空图谱.     

《饮冰室诗话》论略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借助评诗与采诗对维新派之“诗界革命”进行了总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关于“诗界革命”涵义的最简明最准确的概括。它具体指诗应以古典诗歌的体式,含蓄蕴藉的风格,并与音乐性相结合,来表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精神以及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诗界革命”于扭转复古、形式主义诗风具有一定作用。但它只是改良而非革命。     

汉英语言对"意境"表述的差异性论略

意境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概念,中西文学作品的意境在各自的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方面各异,传达意境的神韵也是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本文试图从审美思维取向、意象、物象及意境的创造性等方面,结合若干译例对汉英描写中的虚实化意、主观抒发与客观写实表达等的差异进行探讨。     

从山水诗的勃兴看“文贵形似”论的历史意义

现在人们提到山水诗,首先想到的多是情景交融的意境理论,津津乐道的也多是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严羽的妙事语说、王士祺的神韵说.其实,如果考察山水诗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山水诗的勃兴,在文学批评理论上的首先影响和作用,应是促进了“吟咏情性”说的发展和“文贵形似”论的提出.过去在论文及六朝关于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时,研究者大都着眼于“吟咏情性”说和“感物吟志”说,并阐释总结了心物交融的文学创作理论,而对“文贵形似”论,则忽略不提,或一笔带过.究其原因,则是唐宋以后,“文贵神似”论早已深入人心,意境理论也逐渐形成,故对“文贵形似”论,很难有所新的价值阐释和理论评估.然而.随着对山水诗艺术发展史日益深人的研究,我们便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文贵形似”论的历史存在,及     

《陶庵梦忆》论

晚明时期的小品散文,一般描写山水园林,语言明丽洁净,刻琢精工,鲁迅说:“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在风格上,它们比之陈腐的载“道”的散文,颇多清新之感。《陶庵梦忆》则是小品高手张岱的代表作,集中表现了他的主体情感,体现了他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从名士风流到文学侍从--王渔洋诗歌"三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诗人王渔洋一生诗歌取向发生多次变化,本文不以诗人宗唐或宗宋的变化作为区分标准,而以作家文坛角色意识的转换为中心,提出渔洋诗歌“三变”说,考察渔洋从风流自尚到皇清诗人再到文学侍从的三次转变。康熙四年前,渔洋风流自尚,追求名士风范,无意政治功名;康熙六、七年后十余年,开始有意于“文治”,皇清诗人角色意识突显;康熙十七年荣升侍读后,弘扬“文治”与推崇风雅,互为表里,由此成为文学侍从和清诗的“开国宗臣”。渔洋“三变”是诗人主动创新求变的一种结果,不但体现着清初变风、变雅之调向“治世之音”的演变动态,而且标志着清初诗坛盟权从“在野”向“庙堂”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