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教权与王权关系的演变及其意义

中世纪早期的政教关系通常被称为“两剑论”,教权与王权交织着合作与冲突。教会史上的“阿维尼翁之囚”标志着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对抗达到顶峰。在此期间,法国在与教廷的对峙中占据了优势,最终掌控了教廷将其迁至阿维尼翁。与此同时,圣殿骑士团也在此过程中遭受了打击,成为教权与王权对抗的牺牲品。中世纪晚期教权逐渐式微、王权不断崛起,是欧洲历史上一项重大而深远的变革。王权的崛起限制了教权的影响力,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为宗教改革的兴起提供了背景。这一转变也促进了现代国家政教分离理念的传播和普及。这些变革共同构成了欧洲社会新秩序的组成部分,对世界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都铎王权与贵族

强大的王权与衰弱不堪的贵族,一直是人们对都铎王权与贵族关系的传统看法.实际上,强大的王权并不完全是建立在软弱无能的贵族基础上的.都铎王朝的贵族政策充分反映出王权与贵族休戚与共的关系,王权离不开贵族,贵族也离不开王权,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远远超过冲突.尽管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都铎王朝贵族的政治地位依然是稳固的.     

一部开创性的科学评价著作《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

我们身处充满评价的社会系统,时时处处经历着评价也同时被评价着,评价已成为影响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因素。邱均平教授     

从假发看西欧社会的变迁

假发具有悠久的演化历史,在宏大的欧洲历史演进中,它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微小配件,却能够反映欧洲社会的发展。在西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假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人们佩戴假发的动机也发生着根本改变。从中世纪开始,到文艺复兴,经历巴洛克时代、启蒙运动时期以至于法国大革命以来,假发时或受到宗教的影响,时或同封建王权发生紧密联系。这种变化过程说明假发功能的演化背后,同西欧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假发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演化,以及人们赋予假发的观念变迁,其实同工业化大生产引发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也能反映权威不断被消解的过程。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规定情境”中的人物心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艺术心理研究之一

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有一个由粗到精、由少而多、由浅入深的过程,除了体裁、题材、作家创作经硷、读者审美要求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之外,时代生活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观的。在神权、王权统治的时代,人的主体意识被溶在神本观念和王道意识的体系之中,人情、人性不被重视,人的内心生活被扼制,人的精神世界被压抑,因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描写也常常是简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交迁,人的命运与遭遇渐趋多样,人际关系日益复杂,人的心理也越来越丰富了。在白话小说风起云涌的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应合着思想文化领域的人性解放潮流,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明     

论习惯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及特点

由于我国社会的历史和地理特点,在人们的民事生活领域形成了众多的习惯,并且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缘自制定法过于原则的弱点决定着习惯是制定法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从而成为民法典的渊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习惯都可以成为法的渊源,只有具备了社会的自觉接受性、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以及能够产生法律效果等特点的习惯才能成为民法典的渊源。     

古建筑中的石狮

狮子被誉为“百兽之王”，大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狮子也成为人们信仰中的一种图腾，被视为辟邪驱恶的吉祥物，并与龙凤攀附在一起，成为威镇八方，惟我独尊的王权与胜利的化身。因此，人们在修建宫殿、陵墓、桥梁、府第及房屋建筑时，总喜欢安放上栩栩如生的石狮子。     

危机与重构：董仲舒对西汉王权合法性的建构

西汉政权自建立起就一直存在着关于王权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所采取的一系列论证措施也没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相反却导致了地方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的先后叛乱,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董仲舒融合了儒家、法家和阴阳家等有关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论证了王权存在的合法性,王权统治的合法性,王权独尊的合法性,王权更替的标准和依据,以及新王＂受命改制＂的合法性,为西汉＂大一统＂的王权重新建构了一个合法性的根基。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论儒士政治角色的自我体认

"依附型合作"是笔者借鉴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而构建的一个概念,它为我们分析儒士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功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古代中国,儒士自始至终对王权的合法性、神圣性高度认同,但与之同时,儒家又认为自己是王权政治良性运作的支撑力量,是王道政治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是专制王权当然的合作者.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者是儒者对自身政治角色的基本定位.     

孟子仁政的王道理想与霸道的政治现实

孟子的仁政体系有套完整的执政理念,但其在霸道的现实政治面前却并不被君主所采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道理想与现实政治在执政目标、用人观、民众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执政目标上,孟子追求圣王,而君主追求王圣;在用人观上,孟子主张启用贤士,而君主却希望招揽善战的武士和发展经济的谋士;在民众观上,孟子要求君主与民同乐,而君主却热衷于独享其乐.     

《离骚》“三后”考辨

针对《楚辞·离骚》中有“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一句,采用了文献分析与史料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传世的文献和出土的文献两方面的证据．结果表明：“三后”是指楚国的三位先王,即老童、祝融、鬻熊,与三黄五帝或者三代的三位君主无关。     

广西贺州枫木村壮族婚姻圈个案考察

多族群、多层次、多方言杂居于同一区域,在政治地位一致,没有政策上和事实上的歧视,各个群体外表特征难以区分、辨别的情况下,他们的婚姻仍然没有完全平等,同样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1949年以来广西贺州枫木村壮族男子配偶来源地变迁的情况,充分显示出这一特点,表明地理环境、经济文化水平、族群层次、族群传统造就的自我意识等因素对婚姻选择的影响巨大。同时,与各族群及层次通婚普遍较高的比率,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里的族群关系整体和谐融洽,经济文化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并共同向小康社会迈进。     

越国君王世系考

夏帝少康封少子无余于越,以奉禹祀。而自无余之后,越王夫镡之前,前越诸国君之世系一片空白,不见于经传,成为千古之谜。传世珍本《姒氏世谱》之重新发现,自大禹至越王摇之间的世系始见分明。遂解答了：少康为何封庶子于越、前越衰落的原因是甚么等问题,肯定了＂越为禹后＂和越统从未中绝。     

有关周人先祖世系代数问题的质疑

詹子庆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提到夏桀时期的公刘为周人始祖后稷的四世孙,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从尧舜至夏朝末年五百多年的史实。詹氏失误之源头应追溯到汉代司马迁之记载。对于司马迁的这个失误,唐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过。通过对中国每一百年平均在位帝王的计算,我们大致推算出从后稷至公刘,周人先祖至少经历了十七八个王的统治。     

神人交融 假象尽辞——从屈赋中的神话传说探寻屈原的内心世界

屈原作品中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假象尽辞"的写作手法表现了举贤授能的美政思想、反抗斗争的不息精神和充满信心的复仇心理,展示了丰富深邃的内心世界。     

儒家圣人政治与西方契约政治比较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基于社会契约的西方传统政治是契约政治。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关于清史修纂的若干思考

修纂清史是当今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解决定位问题是前提 ,要修纂的清史应是一部能接续二十四史的清朝正史 ,宜以纪传体为主要框架 ,包括概论、本纪、志、表、列传五大部件。同时应根据清朝实际 ,对传统的列传类目有取舍、有改革、有创新。     

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保护弱势公民群体的历史传统

通过分析《乌尔那穆法典》、《里皮特伊什塔尔法典》和闻名世界的《汉穆腊比法典》三部法典的前言,我们发现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立法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思想--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以法律维护社会公平和阶级和谐.这些法典都在前言中宣称国家的代表--国王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在国中彰明正义,消灭邪恶和罪行,使强不凌弱,公正对待孤女和寡妇".苏美尔时期的拉旮什、伊辛、拉尔萨和古巴比伦王朝的国王们的铭文中也提及他们建立了社会公正.另外,根据乌尔、伊辛、拉尔萨、巴比伦和其他王朝颁布的年名,可以知道许多国王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就在全国宣布废除债务,解放债务奴隶法令,并在年名中称"在国内建立了公正之年",解负令的基本内容可以从《巴比伦王阿米嚓杜喀的敕令》中发现.依靠法律和行政主持公正是两河流域的历史传统.     

明代基层士人中的蓝袍大王——传统士人精神的背叛者

蓝袍大王即青衿之匪类，主要是指基层社会中品德不良、行为不端，肆意横行，武断乡曲的儒学生员。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发展，设立各级学校，体系完备，中后期开始，儒学生员的数量也随着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增多，乃至数量庞大。士林队伍的扩大也带来士品的流杂，蓝袍大王大量涌现。这些无行青衿反映出明代士风的渐落，究其原因则是重利轻义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明代教育政策和管理的失当，同时蓝袍大王任性妄为，扰乱地方秩序，且作为基层士人与地方官、乡绅、胥吏、庶民等沟通交杂在一起，矛盾冲突，为地方社会的控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麻烦。教育危机，士人群体的问题直至明亡都是困扰明朝政府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