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日本"企业共同体"性格的"蜕变"

日本企业在近代的形成,是以传统的“藩”为基础加以改头换面的,秉承了“藩共同体”的性格。二战后,日本企业的迅猛发展,曾将日本经济推向了世界经济的顶峰。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传统的“日本模式”已摇摇欲坠。企业为生存而进行的浴血奋战,使“现代因素”不断增强,传统的“共同体”色彩日趋减弱。企业传统性格的悄然“蜕变”,正引发日本继明治维新后又一次巨大的社会振荡。     

达尔富尔:不干涉内政原则和补充性原则的冲突与权衡

从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富尔问题的介入,可以看出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补充性条款”之间的冲突及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涵有所缩小,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原则在不少领域的实施都有限制,但在“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最根本的原则没有动摇之前,也就是在当代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法主体的国际体系没有改变之前,“不干涉内政原则”仍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而“补充性原则”所赋予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应当有所限制,并尽量避免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冲突,以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利于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自身权威性的建立与发展,使该院能有效地惩治犯有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严重罪行的个人和团体。     

论中国"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

"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在中国现阶段两个"非农化"正在加速推进,但与此同时,二者的不协调也越来越明显,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学界缺乏对两个"非农化"关系的研究,因此,文章集中论述了中国两个"非农化"目前不协调的表现和原因,两个"非农化"协调的内涵、衡量标准、必要性和途径.     

论武者小路与有岛武郎"转向"与"挫折"的文学意义

白桦派作家带有不可改变的阶级性,他们以如此觉悟为核心,确立了白桦派文学形象.这一点由武者小路和有岛武郎展示出来,在大正文学中意义巨大.武者小路看到托尔斯泰主张的"无我奉献"的局限性,开始"转向",奔向力主"有我奉献"的梅特林克.当武者小路发觉自己不能赞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后,便进一步"转向",走第三条老路,创办"新村",为他的创作更新拓出了新天地.诚实的有岛留美归国,告别了实业理念和宗教信仰, "转向"走上了文学道路,作品张扬人性,反抗传统,自己在现实社会中迭遭挫折.白鸟评价有岛作品是有"人生价值"的文学.这个观点至今在思考大正文学史的结构时,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略说文化遗产的“无形”与“有形”

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和联合国日益重视的热点问题。文章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有关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条文的问题根据和思想逻辑,集中探讨了文化遗产“有形”与“无形”兼具的特点,进而指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及其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秦汉简中的“公卒”和“庶人”

秦汉简中所见到的"公卒"和"庶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与"士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处于编户齐民的最底层,但是"庶人"与"公卒"和"士伍"相比,在某些权利方面还不如他们。"公卒"与"士伍"相比较,在出身方面要优于"士伍",但所享受的权利与"士伍"大致无二。     

"大地"托起"珍珠""珍珠"辉映"大地"--刍议赛珍珠及其代表作《大地》

赛珍珠之所以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是因为她的代表作《大地》继承了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与写作特色,为读者编织了一幅旧中国农村社会广阔、独特的民俗长卷,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必读书,赋予了西方一个全新的、有血有肉的中国形象。她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试图运用中国人的视角,以文化为切入点描写中国农村和城镇生活,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随着中美两国、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她的作品将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辉。     

美国的"爱国主义"与反恐战争

美国“爱国主义”与宗教信仰密切结合在一起 ,强调忠于美国的政治价值观 ,相信美国是承担着上帝赋予使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自从建国起 ,美国就一直根据外部某个“邪恶堕落”的对手界定自己的“使命” ,凝聚国内的“爱国主义”。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使美国的“爱国主义”一度失去了明确的目标 ,多元文化主义抬头 ,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 ,“爱国主义”的基础随之发生动摇。“9·1 1”事件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 ,使命感、“例外论”和非白即黑的宗教善恶观为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单边主义外交提供了国内动力。     

西部的“空间”与东部的“时间”——关于西部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全球化”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西部文学”虽然已经阐述了多年 ,但在今天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之中 ,无疑也产生了特殊的意义。但将这两个“重大”置放在一起 ,其意义的连接却变得曲曲折折了。从表面上看 ,“全球化”与“中国西部”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时间和一个特殊空间的问题。我们常常在说“全球化时代”如何如何 ,这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正在怎么“化”的过程 ,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西部文学” ,似乎应当考虑的是一个局部空间的文学现象如何适应更有普遍意义的时代发展的要求。当然…     

一个"古怪"而"特殊"的国家--战后日本"国家再造"虚实探

日本是个"特殊"而"古怪"的国家.笼罩在民主国家光环下的是传统的氏族政治原则.天皇制虽在政治领域失去了"硬权力",却在传统的文化领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软权力".近代国家神话的幻灭,使国家成为"恶",而被美国人改造后的国家因背离了日本民族熟悉的认知体系(国体)而显得陌生与苍白.国家的功能因被阉割而沦为"半主权国家",但"吉田路线"这一因祸得福的选择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使日本成为冷战时期的最大赢家.     

经济全球化与“黑手党现象”的国际化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不仅仅是商品、服务、资本以及其他经济资源的迅速跨国流动 ,还有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国际化。地方性或者地区性的“黑手党”组织正在构建自己的国际性网络 ,利用电子商务和网上支付等一切现代化手段进行非法交易和大规模洗钱 ,其活动范围之广遍及世界 ,可谓无孔不入     

论唐代组诗的"重复"与"勾连"

文学体裁对语体风格的形成关系甚大.组诗的系统性、包容性文体特征决定了其语言形式的独特性,使其能融抒情、叙述与对话语体为一体,形成了多元语体格局,满足不同语境下诗歌创作的要求,反映诗人的独特心理体验.语句的"重复"和意象的"勾连"是组诗语体风格的重要特征,它对增强节律、充分抒情,有序铺陈、推衍叙事,逻辑性地表达情感诉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其产生特殊魅力的根本原因.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北宋"正统""夷夏" "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 ——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由“义”词源的演化略探《水浒》的“忠”、“义”

《水浒》中的“忠义”历来是研究者最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义”词源的演化过程来考察,“义”作为伦理原则词义则出现了“二律背反”的分化一与“忠”含义相同,“忠义”合缀的偏义复词亦如是;一则成为个体及民间团体的种种江湖之“义”。《水浒》的魅力之所在,显非江湖之义,从而为后世人们所喜闻乐读。     

"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从严治党的新理念

"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从严治党的新理念.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使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后能够胜利迎接新挑战、开创新局面.也只有从严治党,才能落实党的"三个代表"的纲领和"以德治国"的方略,使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周初"善"、"恶"观念考

善恶是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中国传统的关于“善”、“恶”的观念在殷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当中还缺乏一个现实的理性基础,其形成应始于殷末周初。在西周初年,虽然善、恶作为一对范畴,甚至是作为描述价值取向的单个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善”和“恶”的观念已经开始应用于政治生活、祭祀活动、农业生产和人格评价等方面了,构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评判的内在标准。     

论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

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既是西汉以降的继续,也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新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法概念不同于两汉,不但指国家礼仪制度和法律,还包括家礼和家法。与礼法概念相同的还有"礼律"。礼律并列的概念更是直接地反映了礼法的结合。礼法初步结合大致发生在汉末三国,紧密结合发生在魏晋以及北朝北魏孝文帝太和以后。礼法紧密结合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二者在思想认识、法律制定、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全方位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的紧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机结合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礼法结合区别于前代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礼制执行的刚性化,刑事案件中的礼法结合,不因礼废法,法不离礼独行几个方面。礼与法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礼制发展史还是法律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自此以后,这个有机体就变得牢不可破,一直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