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法家政治思想的评述

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法家的政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来源,对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作评述,可为我国目前的治国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我国秦汉时期儒家法律思想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并未被当时统治者所接受。秦朝法律法家化明显,但秦律中仍然包含儒家法律思想成分。汉代中期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儒家法律思想遂成为长期影响中国法制进程的正统法律思想。     

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

汉至魏晋文学乃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由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正好可管窥这一巨变的过程。汉代士人主要借屈骚以兴怨,文学中多抒发不遇之叹,由对屈原命运的反思,引发了关于生命观的理性探讨;汉末魏晋,庄骚易位,庄子占据思想舞台,文学中述志主题反复奏响。但庄子之潮汹涌,并不意味着屈骚精神已经断流,作为潜隐的暗流,它时或喷涌而出。描述和阐释庄骚两股精神之流在汉晋文学中的嬗替,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由汉至晋文人心理和文学特色的转变。     

论邹衍思想中的儒、道成分

邹衍是先秦阴阳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往人们认为他的思想诡诞华虚,是中国古代迷信思想的大本营,但是深究其源却能发现,邹衍的思想兼采儒、道等家,既对道家的自然观有所借鉴,又对儒家的仁义思想有所吸收。虽然其中也不乏怪诞之说,但其仍以致用为首要目标,因而在战国末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秦汉儒、法、道在治世中的递嬗现象研究

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视角 ,分析了战国末年至秦朝法治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历史必然和内在逻辑 ,阐述了法治走向极端后开放性道家的治世思想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解剖了西汉中叶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归宿及其儒术凸显的根源。从而揭示了秦汉之际儒、法、道三家在治世中呈现递嬗现象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秦汉儒、法、道在治世中的递嬗现象研究

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了战国末年至秦朝法治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历史必然和内在逻辑,阐述了法治走向极端后开放性道家的治世思想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解剖了西汉中叶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归宿及其儒术凸显的根源.从而揭示了秦汉之际儒、法、道三家在治世中呈现递嬗现象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对现代法治的影响——以“儒、道、法”法律思想的不同为视角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诸侯给争霸的时代,也是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的时期,由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的状况,各种学说纷纷兴起,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各自坚守自己的学问阵地,推行各自的治国之道,尤其是儒、道、法三家更是各执一词,相互攻讦和吸收,在其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相互攻击又相互吸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法律思想,为中国法律思想几千年的发展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星光璀璨,本文通过对儒道法三家法律思想进行比较,加深对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认识,以期更好地为现世做贡献。     

论孔子儒家政治思想

孔子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儒家起源于治国安邦的政治活动。儒家的古代圣人是伟大政治家,儒家传承周代国家治理的礼乐文化。孔子儒家关注社会人生,担负入世参政的使命。对于政治,孔子有非常全面深刻的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孔子儒家政治思想不断传承发展。在当代中国,许多政治理论和实践也和儒家思想有内在联系。     

论先秦儒道"和谐"思想之异同

先秦儒道两家都认同“和谐”是一种规律或法则,是一种理想状态,强调人要和睦相处,崇尚“天人合一”。但先秦儒家主张心为主宰,注重人的力量和德的作用;先秦道家却主张超越世俗,看重“天和”,认为人的本真就是和谐的,要皈依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二者双峰并立,相映生辉,共同支撑和影响着中国和谐思想的发展。     

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及其启示

作为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渊源和主流,先秦法家政治思想有大量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客观、全面地剖析法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以古鉴今,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乃至当下,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抑或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生活层面上都有所启示.     

焱焱炎炎 扬光飞文──秦汉绘画概论

绘画在秦汉时代已发展为美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在所反映的内容上,历史现实、神话传说、人间冥界、天象地理、山水植物、动物祥瑞无所不包;在表现技法上,发展了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以墨为主要材料、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各种手法及相关的各种造型观念;在画家构成上,以黄门画工、民间画工为主体,并已有文人投入画事。多种可利用的载体被利用于绘画,帛画、壁画、漆画、陶器画等,成为秦汉最有时代特色的画种。在秦汉绘画中,存在着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两种形态,存在着先帛后壁的发展线索和南帛北壁的分布格局。     

秦汉政治文明建设

秦汉是我国传统政治文明发展的奠基时期,在批判地继承先秦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了灿烂的政治文明。首先,提出了“德法并用”的政治理念,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政治教化,选贤任能,执政为民,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不断创新政治体制,合理设置官僚机构,科学配置官吏,分权制衡,初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决策、咨询、执行、监督的权力结构,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再次,建立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各行政主体通过集议、谏诤、封驳、判署、察举、考试、考课、巡视、审计、举劾、“杂议”、“连带责任”等形式,对干部人事、司法、财政经济等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初步形成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体现了一定的公开、民主原则,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总结秦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秦汉法律的性别特征

秦汉法律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性别性。这从秦汉时代法律的刑名、施刑、减刑、量刑及法律的断案精神等方面即可体现出来。其性别性不仅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男性利益的维护,而且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其对男性利益的维护不外是男权社会对男性权利尊重的反映;而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一方面是受到先秦时代法律性别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秦汉法律本身具有体恤弱势群体的精神有关,也与秦汉社会对女子生育功能的重视有一定的联系。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秦汉夜间娱乐杂考

秦汉时代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秩序,对夜间活动实行禁止,但是夜间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依然广泛存在,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秦汉时代的夜间娱乐生活有夜间出游、夜间宴饮、夜间游戏等多种形式。研究这些夜间娱乐活动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发展状况,追溯唐宋元明清夜间游乐活动的源头。     

“方城隘口”与战国秦汉政局

以"方城隘口"为核心的"方城道"是古代重要的交通系统,自古就是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孔道;在中国内部东西对峙的形势下,还部分地决定当时中国的政局。秦崛起后,即经营"方城隘口",以图遏制楚国,并侧击韩、魏;秦末至西汉,其为关中防守体系的一部分;东汉时期,政治中心东移,又成为联系首都和西南地区的枢纽。但随着中国全局政治形势的变化,方城隘口和方城道的地位有所降低。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后勤管理

秦汉时期,全国性交通干线的修筑多由国家统一组织,区域性道路桥梁及邮亭馆舍的建造维修则由各地方政府承担.根据过往者的身份及其所持"传信"的不同,各邮驿机构要为他们提供相应的食宿和车马等便利条件.遍布各地的邮驿机构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全国邮驿系统的有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