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跨文化视野中的“作者之死”

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诗学,重视文学摹仿外在现实世界的作用,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独立性,而消解、漠视创作主体的独特地位;中国理论界则以"诗言志"这一命题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注重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相融与相依,强调"心"与"物"、"情"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认为对主体的研究是顺利地进入文本、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有效路径。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来审视理论界关于"作者之死",我们就完全可以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来对待这一论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对"作者之死"这一命题所作的探讨。     

论福柯的“人之死”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继萨特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曾被称颂为“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他在《词与物》这本书中宣称“人之死”和“人本主义的终结”。其思想深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是福柯通往尼采的“桥梁”,而尼采的“上帝死了”,则直接导致了福柯的“人之死”的提出。他认为“人”是近期的发明,是在18世纪末期才成为人文学科的中心,才诞生出来的。所以福柯所谓的“人之死”,并不是具体存在的“人”的死亡,而是指那种纯粹概念的,在人文学科中作为知识对象和知识客体的“人”的死亡。“人”的出现只是偶然,“人”的死亡才是必然。     

论福柯的"人之死"

福柯“人之死”的观点广为流传 ,但也引起了广泛的误解。本文记述了福柯“人”这一观点的特定含义 ,指出 ,“人”在福柯那里主要是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 ,即有关人的观念、学说和思想 ,也即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福柯分析了对“人”的现代思考是从 19世纪出现的 ,到尼采为止 ,这种关于“人”的思考和观念趋于终结。因此 ,“人之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死掉 ,而是一种始于19世纪的关于人的学说、观念和学科的死掉。而这种学科的死掉 ,同尼采的“上帝之死”密切相关     

人的死亡与重生--福柯的主体思想解读

"人之死"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的一个重要哲学发现,已成为福柯哲学的标志.但是,在福柯的语境里"人"是一个极其特定的概念."人之死"是福柯主体批判思想的重要方面,是尼采"上帝之死"的福音.人的死亡标志旧的知识型的崩溃和新的知识型的诞生.在人死后的废墟上,福柯塑造了一个新的主体,一个艺术化存在的审美的人.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之死”

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之死是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表现内容,是革命者英雄人格的最终完成、革命理想价值的最高体现。红色经典中对英雄之死进行了价值替代和有意义补偿,个人价值被融入了集体价值,肉体的湮灭意味着精神的永生等崇高意义的诠释。红色经典还对英雄之死的描写采取特殊的叙事策略,使用了“观看”模式和仪式性话语,这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形成对死亡的单一价值判断和僵化的写作模式。     

"第三项"与"作者之死"的理论去向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宣告了文学研究从此告别“作品论”的古典批评,进入“文本分析”的新时代。但为了诞生真正的读者,他力主在空间上“作者”应退到舞台的一隅,其形象应不断变小;在时间上“作者”与“书写物”,不再像“父与子”的关系,而是所有“文本”都是“现在·此地的书写”。这一无限消除“作者”在“文本分析”中作用之理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乃至疑惑。日本学者田中实的“第三项”论,在承接此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明确设定“文章的客体自体”即“第三项”,弥补了“作者之死”的理论漏洞,建构了多元世界并置的“后·后现代”理论,超越了“后现代”视野下的文学批评范式。此原理以旧我的瓦解与新我的重构为旨归,为当下文学研究的混乱局面吹来了新风。     

作者死了,著作权何存?——再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作者法学概念的冲击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人文学科领域掀起的波澜,尤其是在罗兰.巴特与福柯先后提出了"作者死了"以及"什么是作者"之后,著作权法领域中的作者身份(authorship)尤其成为了指摘的对象。然而,作者的法学概念涉及其在文学领域中的运用吗?如果是,那么法律必须确认作者之死吗?换言之,对文学批评理论中"作者"概念的解构是否必然导致"作者"法学概念的消失。本文旨在对文学领域与法学领域中作者概念的不同所指予以揭示,从而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即文学领域中作者概念的解构甚至消失,并不必然导致相应法学概念的消亡,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人的消失 主体位置 作者功能——论福柯“考古学”时期对主体的批判

在"考古学"阶段,福柯运用其独特的考古学方法研究了诸多领域,宣告了"人的即将消失";揭示出主体只是占据了话语、陈述提供的位置而已;指出作者只是某种人们用来阻止虚构的自由散播、自由使用、自由创作、分解以及重写的功能性原则。由"人的消失"至"主体位置",再到"作者功能",贯穿始终的是福柯对主体的深刻批判。     

尼采的"上帝之死" --虚无主义的演绎及其反拨

尼采的“上帝之死”将虚无主义推至极限 ,并用重估价值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完成了去值的消极的虚无主义。而海德格尔则反拨尼采 ,要在虚无主义的遮蔽和绽放中把握虚无之虚无 ,以求彻底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然而 ,在福柯更为虚无化的“人也死了”中 ,海德格尔与尼采一样都面临着更进一步的反拨而难逃虚无主义命运。其实 ,虚无主义既非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所能完成的 ,亦非历史的法则和逻辑 ,它只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其极至的主体性驱使下 ,因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和把握的失落 ,导致绝对确定性通过不断被剥夺的递增的匮乏之痛苦、缺席 ,而宣告不确定性的到来。然而 ,这种所谓的可怕的不确定性 ,其实说到底还是一种“形而上学病”的发作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终将不攻自破。     

“上帝之死”与“现实的个人”

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逻辑结局就是“上帝”的死亡.施蒂纳的“唯一者”、费尔巴哈的“类”、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能被理解为“上帝之死”后的产物吗?本文认为,某种意义上都不能.因为作为“超感性世界”、“精神世界”意义上的“上帝”无法死亡,超越性内在于“人”之中,关键是如何把它“现实化”.     

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论意蕴

苏格拉底在最后的日子里的三篇对话 ,透视出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论意蕴。苏格拉底以死之大限来揭示出生命的意义 ,他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是有价值的 ,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行为 ,而这两者在他那里是微妙地联系在一起的。     

论李贽的生死之求——关于卓吾之死的几种观点的辨析

"死所"这个概念,不仅指人死时的空间处所,也包括人死时的时间选择,更涵括赴死的原则与精神信仰在内.李贽所追求的"死所",关键在凸显自我主体的意志,即便生死大事,亦要自我来掌控.李贽的生死现主要是"无生死"之佛说:而李贽自杀的根本原因则是求"烈烈之名".     

当代法国哲学尼采诉求探要——以福柯为中心视域的一种解读尝试

福柯等将尼采称为“20世纪的尼采”。当代法国新尼采主义者严肃地对待尼采,通过诉求于尼采。从现象学突围,自觉地“接着尼采讲下去”,因而与尼采互为“面具”与“道具”。尤其福柯借助尼采“神之死”进一步阐发“人之死”,从而打开政治哲学及社会伦理思想新视界。     

谈“热死”之“死”

2010年的夏天的确高温难耐,报刊的重要版面都刊登着高温预警、预防中暑等相关的报道。其中,有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题为：＂高温天为何会热死人＂。这句话不只一种理解,关键在于＂热死＂之＂死＂具有多义性。＂死＂可以表示失去生命,也可以表示到了极点。     

"耶稣之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几种解读

"耶稣之死"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曾经被加以不同的解读,有的是对源文本的复制,有的服从阶级革命的时代目的,其中鲁迅的解读特别富有存在主义的个体体认色彩,这一体认导致对耶稣之死的有意误读,鲁迅的误读是对源文本的更富创造性的解读.     

意义的求索与诗人之死

诗人自杀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艺术家可以通过＂升华能力＂来缓解心理能量积聚所带来的压力,而一旦艺术的补偿功能无法继续发挥作用,艺术家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可能。然而,伟大的诗人一定是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人,他们是意义的创造者,同时和自己的创造物又是一种融合无间的关系。因此,诗人之死首先是意义之死,诗人通过死亡把自己留在贫乏时代来临之前,用毁灭完成了最后的杰作。     

作者身份的多重建构——从赫施的“捍卫作者”命题出发

意义的来源与存在方式一直是解释学领域内最为聚讼纷纭的问题之一。美国学者赫施坚持将对于客观意义的诉求置于对作者意图的询唤过程中,而在他的理论中,作者身份得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阐发与建构:首先,作者意味着立足于语言性文本的"言说主体";其次,作者充当了某种独特的"意欲类型"的传递者;再次,作者的表意行为还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型"的引导之下。通过上述充满张力的理论建构,赫施体现了在"作者之死"的时代背景下重估作者价值的努力。     

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

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福柯反对马克思的"经济—权力"图式有两个层面,从第一个层面看,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权力的"生产性"并不是区别两者的主要依据。而第二个层面则体现出福柯与马克思的根本异质性,即对权力的"经济主义"解读的批判。在这背后,是福柯自始至终对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与历史观的拒斥,这是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定下的批判现代知识型建构的"主体"与"大写的历史"的基调。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方法与历史观的理论范式下,他的权力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塑型问题有着深刻而犀利的解剖,然而抛弃了整体理论的支撑,这种后现代理论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其在改变世界之维度上的无能为力。     

从“青蛙之死”看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形成

本文试图通过对“青蛙之死”实验在传播学领域意义的分析,来探讨分析大众传播在引导舆论时的具体定位。     

蛇与昆仑山:古代“不死”文化观念之源

在古文化中,昆仑山上的西王母有"不死药",昆仑山文化中的"不死"观念与此相关。而这"不死"观念的形成又与"蛇"有密切关系:古人认为蛇蜕皮不死,可以重生,有着"不死之身"。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大多是"人首蛇身",正反映了古代蛇"不死"的信仰。这种信仰发展至后来,连西王母的形象也带上了"蛇"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