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营销创新

20世纪的中国企业营销,应该说走的是一条以模仿为主的道路。改革开放的20年来,西方企业营销理论与方法从引进传播到推广应用,中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但多数企业基本上是“照葫芦画瓢”。进入21世纪后,我国企业营销是仍然走以模仿为主的道路还是走以创新为主的道路呢?对此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本人认为:营销创新,应该成为21世纪我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     

焦点:从分离到重合--简论当代中西文学理论的交融

自20世纪初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中国,中西方文学理论开始了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过程以中国吸收或引入西方文学理论为主,而缺少双向的交流或对话.其主要原因是中西方文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各自关注着不同的问题从五四运动到70年代末的社会变革和动荡使中国文学理论与社会政治斗争的联系日益紧密,而此期西方文学理论则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文学自身的形式、结构;在70年代,双方的理论兴趣焦点又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演化.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理论开始从"拿来主义"的狂热和浮躁中沉静下来对自身进行反思,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才逐渐形成共同的焦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吸收与话语建构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主要历经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引进;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处于从文艺社会学到文化研究的转变;21世纪以来,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批判性反思。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一种“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诗论——论袁可嘉的诗论

袁可嘉的诗论即关于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要包括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戏剧主义论等内容。总的来看,它深受西方诗潮的影响,并几乎论及了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堪称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一种总结;同时也论及中国现实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并直接针对着中国现代诗坛的"现实",堪称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诗论。     

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与选择——戊戌时期士大夫“保教”主张及中西宗教文化认同论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其主要体现就是西方宗教文化的大举进入,极大地动摇了儒教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围绕如何处理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教的关系问题,戊戌前后中国士大夫提出了取代论、融合论和并存论等应对方案,特别是提出了"保教"主张。"保教"主张的提出虽有其深刻的原因并被很多士大夫认同,但由于存在诸多局限,很快衰微,进入20世纪初年被佛教复兴和"存学"主张逐渐取而代之,文化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中国城市郊区化主要约束因素分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郊区化一样,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逐渐出现了城市郊区化的现象。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城市郊区化面临着许多约束,集中体现为土地约束、交通约束和环境约束。弄清这些约束因素,对于寻找中国特色的城市郊区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自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工作再度进入中国大陆以来,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本土化"的呼声便不绝于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土化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价值理念层面而展开的,没有触及社会工作在大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深层问题,其局限性自然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我们若使那些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植根于本土,仅仅从精神观念层面展开操作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质疑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在经济学界日盛,并已演变为学界主流.然而,对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的理论方法、现实根据和实践意义所进行的思考却使我们感到,"渐进"未必是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本质认识和科学概括.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述评

功能派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提出的翻译理论.主要理论有赖斯的文本类型和语言功能理论,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威密尔的目的论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其核心是翻译目的或译文功能.该理论体系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框架中,为西方翻译理论界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它对中国译学的理论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再论李泽厚文化哲学思想之“西体中用”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中,李泽厚提出了"西体中用"论,此论一出,即引发了极大的风波,人们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李泽厚身上。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证历史,思考现实,为中国设计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主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西化),需要"创造新形式,逐步进行改革",即进行"转换性的创造"。"西体中用"论用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思维逻辑为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设计道路,其实质是要用温和的方式促使中国逐渐西化。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

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

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百年来中国美学发展历程及省思

百年来中国美学的思想既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又大量吸收了西方美学和西方文化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学科发展为视角,梳理反思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四个时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学启蒙及其学科创建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中国现代美学奠基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以讨论为特征的美学争鸣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美学反思与发展并存期。新世纪的美学研究必须改变跟在西方现代美学后面跑的被动局面,才能建构起对中华民族文化具有独特解释力的中国美学体系。     

中国译论失语:文章学视角下“信达雅”的解读

21世纪翻译学学科地位在中国最终得以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了翻译学界的认同。翻译学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集中于学科的理论构建。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就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史长久,影响深远。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很多学者推崇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都表明中国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等进行过探讨。但是目前中国译学理论多为借鉴西方近现代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失语。探讨中国译论失语的溯因显得极其重要,尤其是从文章学的视角下解读"信达雅",对于重构中国译论话语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道路与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结合资本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对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英国侵略与亚洲社会的关系,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辩证分析。那种指责马克思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鼓吹者、英国侵略的辩护者和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到了晚年时期,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出发,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路径,改变了前期的一些看法。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仍然认为,落后国家要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或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苏联道路的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然而,由于苏东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苏东道路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国道路不仅证明了社会形态跨越论的科学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而且也超越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可能方案,实现了对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和落后国家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建构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新形态

郑杭生教授的三部著作<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部著作共计250多万字,包含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的学术论文、学术报告和学术评论等,完整地反映了作者20多年的学术历程演进和学术思想发展.如三部著作的书名所示,贯穿其中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而书中阐述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则使这个核心得到了充分展开.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20世纪前杜甫诗歌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考论

随着18世纪中西文化间的大规模接触与交流,杜甫诗歌在1735年便与马若瑟所选译的<诗经>以及元杂剧<赵氏孤儿>一起,通过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进入了西方世界.1741年,杜甫的<少年行二首>(其一)从法语被转译为英语,开启了迄今已知可考英译杜诗和唐诗的源头;杜诗的英译历史距今已达270年.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尽管西译杜诗数量有限,西方世界对杜甫和杜诗的认识也比较笼统和模糊,且不乏一些误读误译.但"筚路蓝缕,赓续不辍".正是20世纪前杜诗西译先行者们零星译介所拉开的"序幕",才逐渐引发了后来英美百家译杜的高潮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