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角色与生育健康──一个呼唤女权的话题

女性角色与生育健康──一个呼唤女权的话题王亚南讨论“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是一件有趣味而又有意义的事情，必然涉及社会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层社会。这样的性别分层社会结构近乎举世同一，社会在传统上其实是一种男性社会，文化在传统上其实也是一种男性文...     

广告中女性形象批判的文化反思

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论述多集中于探讨女性的形象、角色与性别歧视的倾向 ,但以此而否定广告文化则失之于偏。因为广告所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特质 ,广告是在援引素材而非创造形象。广告极为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剖面 ,它们反映了“性别的展示”。如果要走出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的“误区” ,必须把力量集中于文化的层面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女性和谐发展——对大众传媒中女性性别意识的审视与反思

基于大众传媒的建构功能,其对社会规范、社会角色、社会等级等的种种描述,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待,影响受众的性别意识和行为。因此,应关注和谐社会中的女性发展问题,关注女性在传媒话语中的身份以及地位问题,关注传播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乃至性别歧视等被遮蔽的女性真正处境,逐步恢复女性失落的话语权力和女性的主体意识。     

论女性作家超性别的散文写作倾向

因为在男性中心的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女性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自觉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早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渐渐认同了社会为自己规定的女性角色,并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这既表现出“女性散文”渐趋成熟的性别温和主义态度,又遮蔽了女性写作长于情绪的表达、直觉的领悟等先天优势。     

“贤妻良母”的文化演变及现实诉求

“贤妻良母”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时代中呈现不同的特质。现从“贤妻良母”在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和地位、在妇女解放中的文化阐释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与面临的挑战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以培养“贤母”为目的而取得的妇女平等的教育权,打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了参加公共劳动的权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然而,女性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在男性中心社会里不会完全走出“贤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的角色既得到了认同,又面临着危机。     

“情欲”与“礼教”：高彦颐与曼素恩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

“情欲”和“礼教”是明清社会生活的两个面相，也是塑造明清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两个关键要素。美国女性史家高彦颐（Dorothy Ko）与曼素恩（Susan L. Mann）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基于这两大范畴，讲述了明清妇女的生命故事。高彦颐侧重描绘女性在参与和带动“情欲”风潮时所流露的文化主张，曼素恩更注重考察女性在礼教系统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此二者的研究也体现出美国妇女史界在“社会性别转向”（gender turn）以后的学术动向。有别于早期的激进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保守主义的回潮，女性史家不再反复强调妇女在父权制下遭受压迫的情状，而是把考察的重点转向他处，思考如何在既定的社会性别框架下凸显女性在历史中的中心角色。     

抗战视野下新生活运动中的女性角色研究——以妇女指导委员会为考察对象

1936年初,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下设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妇女新生活运动的领导结构。时值内外交困,国民政府对新运女性的定位有着"国家人"和"家庭人"双重角色期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路女界精英加入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妇指会的领导下,广大女性在基层服务、保育难童、生产指导等工作中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扩展职业空间、追逐政治角色等层面也激起相当的波澜。女性角色在社会文化的塑造中形成,作为新生活运动乃至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妇女团体,妇女指导委员会是研究战争文化下女性角色定位、国民意识,以及女性社会参与与角色生成、角色自致之间内在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     

论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对妇女的消极影响

中国女性的现代性成长非常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然而大众传媒在这方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传统文化遗存和当今商品大潮的合力下,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往往给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很多消极的引导和暗示,主要体现在淡化女性性别意识、强化女性无我意识、固化女性依赖意识等方面。     

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女性政治角色

作为中国女性中最具参政优势的群体,高校女性是女性参政的一支生力军,然而高校女性参政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其特点是呈"金字塔"状,这说明高校女性的政治角色被边缘化了.通过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流派在性别问题上的社会建构论来分析高校女性被边缘化的政治角色的成因,指出性别角色化和家务劳动性别化对高校女性参政的负面影响,应通过建立高校女性参政指标体系、逐步改善社会文化环境、鼓励男性参与到家务劳动中以及提高女性主体意识等对策来改变高校女性被边缘化的政治角色.     

"族群"(Group)式传播形态的网络萌芽--兼论"族群"传播理念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传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趋势:无线、互动、族群式等,其中族群式传播特征最为显著,集中体现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网络论坛、网络游戏和个人网络出版的传播实践中。在新的传媒技术的推动下,受众对媒介的选择性需求更加主动,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不断走向分化,媒介类型和媒介形态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受众需求与媒介提供的多种可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蜂房结构的多种小众化传播构成的结合体,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Group”。具体而言,“族群(Group)”传播理念,既指实体意义上分化的小众和小众化媒介所应用的媒介理念,也指目前在传统大众领域中,在节目内容选择、编排方式等方面可以推行实践的“族群(Group)式”传播理念,两者一显一隐,推行的步骤是同步的,这将贯穿于未来媒介的发展之中。     

非媒体信息、非媒体机构与大众传媒的有限功能——兼及一种去媒体中心化的舆论监督观

由于信息类型的多样性与社会分工的多元化,不论是在环境监测还是在舆论监督中,我们都不能对大众媒体寄予太多的期望.对媒体功能的分析不能忽视两个事实:一是媒体只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承担了一部分的信息传播功能;第二,媒体的能力是有限的,它无法呈现全部的信息,其洞察、监督及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通过区分媒体信息与非媒体信息、媒体信息机构与非媒体信息机构,我们可以客观地审视其社会功能.正如大众传媒的有限效果一样,大众传媒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受其他社会装置的制约.若从舆论监督的角度看,没有其他“非舆论监督”机制或机构的配合,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必然事倍功半,即便在最为民主的体制下也是如此.     

协商民主语境的阶层关系及媒体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施面临各种结构性的障碍。这些结构性障碍的产生主要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均。对近年来发生的系列宝马撞人事件的研究发现,在“宝马撞人案”中媒体的消息源结构上,相对于“撞人方”而言,媒体更倾向于以“被撞方”作为消息来源;媒体倾向于使用“标签化”的策略来将具体的“撞人者”抽象化为强势阶层的象征;媒体倾向于使用“悲情叙事”、“主题归因”和“司法”三种新闻框架。     

都会年轻女性对公共空间中男性身体的诠释

公共空间中男性身体的意义是双面的,对女性而言,从小到大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与教育不断谆谆告诫,使得男性身体总是被认为隐含着某种性意图或性犯罪的可能,因而在生活中必须不断敏察身边人体的性别属性,并依性别的不同采取放心或不放心的身体因应策略,在自己心态上则着重于减低恐惧与不被控制的心理调适。与此同时,男性身体也被以一种“去性化”的方式观看与理解,相对于男性常以带着性意味的“X光透视眼”观看女性身体,女性则对于男性的教养与修饰,如穿着品位、仪态举止等投以较大的关注,男性身体本身如体格、骨架、腰身或臀部等虽然也会被注意,却不必然会往性的方向联想。男性身体性犯罪化与“去性化”的双重意义,正反映出公共空间中性别偏见的普遍化,而男女双方均以不同形式成为此种性别偏见的受害者。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从女性意识角度出发,分析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性别特征,并以"三恋"、《我爱比尔》、《神圣祭坛》、《弟兄们》等作品为范本,考察性别对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文本中的性别表述,论述性别视点对文本的作用。     

"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

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针对过于激进的“妇女主义”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发展这一问题,倾向于寻找一种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新政策在消除农村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延安时期,“新女性”的代表丁玲因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有所不同而饱受批评。而最终是以丁玲站在“党性和党的立场”作为收束,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但是,也使得当时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搁置了。“延安道路”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五四后期左翼革命话语如何整合女性话语,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妇女解放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把女性主义结合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全球化与共生的思想

全球化在“统合与分裂”中进行,“支配与共生”成为当今的时代课题。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亚洲过程中,日本同时扮演帝国主义和原住民两种角色。当代日本在建构东亚共同体中,要以世界市民的观点,追求“普遍性”文明中的共生,参与全球文明的建构。     

社会性别辨义

对于中国当代妇女学学者来说,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西学东渐”中,随“新女性主义”一同进入研究视野的。社会性别概念辨析起来可有四重内涵:1.社会性别作为文化要素,用来指称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两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2.社会性别作为关系体系,强调性别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3.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是从性别的角度对文化意识形态进行发现、辨析和阐释的工具。4.社会性别作为研究领域,既有其它任何一个学科不可替代的理论内涵,同时又与传统人文学科有着互为依存的联系。     

大众传媒与农村环境保护舆论空间建构

农村环境问题是十分重要但却常被忽视的问题。大众传媒能够在农村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大众传媒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沟通功能、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功能、服务功能、培养功能等方面。目前,大众传媒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针对目前的问题和困境,应选择以下路径进行：政府建立传媒农村环境保护激励机制;传媒管理者和媒体从业人员提高对农村环境传播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农村环境传播本身的质量;农民主动、充分利用传媒资源,形成良性互动。     

传媒文化:做什么与怎么做

作为一种文化,当代传媒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在塑造意识形态、社会动员、推动消费和认同建构等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传媒文化场域中,形成了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个次场,这从根本上规制了中国传媒文化的当代结构。视觉文化的转向进一步加强了传媒文化的视觉霸权和视觉拜物教,看得见才能吸引人和广泛传布,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游戏规则。传媒公域作为公共话语的场所,也越发地深入私人领域,它带来了一系列不得不关注的复杂传媒伦理问题。快感的非政治化进一步凸显了消费文化的秉性,间歇性的政治冲动和传媒消费长期的快感化,实际上产生了传媒公众的政治冷漠。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传媒来实现自我和族群的认同建构时,混杂和同一的矛盾显得越来越突出。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这些发展趋势揭示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诸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