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通过对洛阳市八个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加快我市贫困县 县域经济发展步伐的对策和措施。     

中西部国家级民族贫困县财政支出政策绩效分析

我国中西部255个国家级民族贫困县可以划分为生存型、温饱型和发展型贫困县,其财政支出政策绩效呈现不同特点.一是财政支出政策对三类贫困县社会资金配置均具有效率,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影响不大;二是财政支出政策只对缩小温饱型贫困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效果,对于生存型和发展型贫困县还有拉大差距的影响;三是财政支出政策对于地方经济增长和非农产业发展均具有效率.     

国家级贫困县“精准”扶贫效率评价——以广西27个县为例

以广西区27个县为例,运用两阶段DEA模型,研究国家级贫困县传统以县为单位的扶贫策略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传统以县为单位的扶贫策略确实有利于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但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却不容乐观,对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投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并不必然会同等地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有效凸显了精准扶贫举措的重要意义。     

关于黑龙江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对策的思考

黑龙江省共有国家级贫困县14个，省级贫困县7个，这些贫困县的发展已严重阻碍了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探讨贫困县发展问题对黑龙江省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黑龙江省贫困县收入现状及产生贫困的原因，提出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建设及教育等方面入手，帮助贫困县摆脱贫困。     

依托旅游业促进农牧民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布尔津县民族经济发展路径调查报告

布尔津是一个以发展旅游业为主的县城,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布尔津由贫困县一跃成为自治区的经济先进县,旅游业发展成果丰硕,成为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带动点,社会影响深远。对布尔津县政府明确经济发展思路、培育旅游业为主导产业、以旅游业改善投资环境这些成功经验进行了调查与研究。     

盐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实需要,也是助力农村脱贫增收的关键措施。在系统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盐城市2014—2019年区县级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盐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直接减贫效应,且这一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区县经济增长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途径间接减缓农村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盐城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农村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贫困县的减贫作用更为明显。     

贫困县的“线”如何划

中国2001年核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10年来不少贫困县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成为经济强县，但它们仍然戴着贫困县的帽子。这条新闻长时间引起了社会对于提高扶贫标准线的热议。     

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增长——以中国四川省为例

基于2011-2018年四川省163个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探究旅游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旅游扶贫效率呈波动式增长,但仍存在较大效率提升空间,且区域间差异大;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静态效应显著,相较于非贫困县,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增长的静态效应更强;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发展存在溢出效应,而对于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更能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即溢出效应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推动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制度认知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信任*--基于西部贫困与非贫困县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西部省市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西部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认知方面对制度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个体特征方面,贫困县有无承包地对制度信任有显著性影响,在非贫困县中,缴费档次对制度信任有显著性影响;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认知方面,非贫困县比贫困县更关注管理环节、制度评价对制度信任的影响;贫困县比非贫困县更关注待遇支付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脱贫之后如何致富──对龙胜各族自治县的考察与思考

近十年来，龙胜的在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民收入逐年增加，衣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走出了国家级贫困县的行列。然而，脱贫之后如何致富？本文对龙胜在发展特色经济过程中，如何克服已经存在和即将出现的困难作了一些探讨。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维、静态多维和动态多维贫困测度与比较

因中国各省之间的县级统计指标不一、县级层面贫困方面的数据较缺乏,湖南省县级层面的数据相对连续和完整,所以文章以湖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利用该特困地区37个特困县10个贫困维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主成分分析方法,考察了一维、静态多维和动态多维贫困的理论和实证差异。研究发现:其一,相对于一维和静态多维贫困得分,动态多维贫困得分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特困县的贫困程度。以动态多维贫困得分为基准,一维和静态多维贫困得分都存在不小的偏差,但静态多维贫困得分的偏差要小很多。其二,湖南省武陵山区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比湖南省罗霄山区各特困县的稍微严重。武陵山区中,娄底市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最高、邵阳市各特困县的排第二,常德市各特困县的最低。罗霄山区郴州市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要比罗霄山区株洲市各特困县的更为严重。     

政策脱节中的政府行为机制——基于深度贫困县L产业扶贫过程的案例分析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围绕连片特困区L县的产业扶贫政策执行过程,旨在探讨县域内产业政策执行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县域产业扶贫既是回应县域产业转型的客观行动,也是顺应地方考核的政绩冲动,由此造成“脱节”现象。(2)政策执行中,县委县政府试图运用“超常规施压”和“超常规问责”的双重压力机制推动政策实施;而乡党委、政府以及县直部门则在双重压力机制下陷入三重困境,并引发策略性应对机制;乡政府为了走出困境将扶贫压力向村两委传导,引发村两委干部的选择性阐释机制。(3)政策执行中的多重行为差异根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政策执行者的风险规避和自有余地以及行政体系运作特征与乡土社会运作模式的不适应。     

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县,其农村贫困问题比较突出,不仅影响天祝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甘肃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带来了很大困难。分析研究天祝县农村贫困现状、贫困程度、贫困人口的分布和典型贫困户的基本状况以及致贫的重要因素,选择有效的反贫困战略以缓解和逐步消除广泛存在的贫困问题,把全县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好用足,促进天祝县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使农村贫困人口解决温饱后向更高层次的小康社会迈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以河北省22个县区为例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燕太片区”)是中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研究此地区财政扶贫支出的效率问题,对于提高片区及中国财政扶贫资金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河北省燕太片区22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进行静态效率分析和动态效率分析,发现各县区间效率差异较大,部分县区存在效率改进空间;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同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并从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监管、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以及财政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省以下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经济因素——以2005年的江西省为例

通过江西省2005年分县数据的定量研究,发现财力性转移支付会更多地分配到政府雇员规模大和财政自给率低的县;专项转移支付也会受到政府雇员规模的影响.补贴县在两类转移支付的分配中都更受重视,而贫困县会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这一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在省以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中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2002年以来中央对县乡财政要求的"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的财政管理目标在省以下基本得到了执行.     

与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有关的几个问题及其思考

在回顾过去多边开发银行在减贫与全球发展融资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现行减贫理论及其应用现状中存在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阐述了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最后探讨了多边开发银行未来发展方向,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发展进程,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