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比丘尼负面形象研究

比丘尼身入空门,本应脱离世俗,但在现实中却要为自己的生存和寺院的存在而与僧俗男女交际往来。在这样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中,比丘尼自身的德行必然受到挑战。品行不端的女尼恶化了女尼的负面形象,而这些现实中负面的比丘尼形象又被男性士人投射在笔记小说的故事中,使得宋代比丘尼的负面形象被进一步放大。     

唐代比丘尼的种类、受戒习业以及弘法活动

唐代是中国佛教鼎盛时期,大量女性走入了比丘尼的行列。当时比丘尼队伍主要由出家的比丘尼、挂籍寺庙的比丘尼和私度的比丘尼三部分组成。唐代女性要想获得僧伽资格必须经过两次受戒,即沙弥戒和比丘戒。唐代的大德尼已经获得了为女性出家者授具足戒的权力,一些大德尼还代表政府为人剃度。比丘尼们积极从事写译、造像、讲经等弘扬佛法的活动。比丘尼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日常的持戒、诵经和不定期的抄经、写经、造像等,她们的很多功德活动都围绕着寺院进行。比丘尼也经常举行讲经活动,出身士族、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比丘尼所讲多为僧讲。社会下层也有比丘尼的讲经活动,只不过她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往往被迫中止。     

佛教中国化与比丘尼僧制的优越性

古印度佛教比丘尼僧团之所以长期消沉并最终湮没,原因首先在于八敬法对比丘尼的严格要求,其次在于古印度社会对比丘尼的排斥。南传和藏传佛教之所以未能长期、大规模建立比丘尼僧团,根本原因同样是由于八敬法的制度性限制。而在汉传佛教体系之内,中国化的佛教为比丘尼僧团的建立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首先,佛教的中国化突破了八敬法对比丘尼的限制;其次,同样受益于佛教的中国化,中国传统社会对比丘尼长期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支持。由此可以充分看出佛教中国化所具之独特优越性。     

清初豫东词人群对"稼轩风"的创作接受

随着朝代的变迁和时代的需要,辛弃疾悲慨清壮的雄风在清初词坛上张扬而起.以商丘为中心,包括汝阳、祥符、睢州等地在内的豫东地区的词人群体,对"稼轩风"在清初的回归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试论清初诗歌发展的趋向

中国诗歌的发展,经元、明诗坛的沉寂之后,清初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其成就也超过元、明两代。这并非偶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从诗歌的发展变化来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表现抗清复国的爱国诗篇居多;后期则以反映人民疾苦、即景抒情为主。     

论清初诗歌

清初顺康雍三朝是清诗最繁荣的时期.诗人们按其政治态度分为两类:遗民与非道民.本文论述的是非遗民一类.清初诗坛主要有三大诗人钱谦益、吴伟业和王士禛,其次为江南三家施闰章、朱彝尊和查慎行,再次为其他诗人.文章评述了清初诸诗人的诗论见解,诗歌内容和风格特色及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岭南三尼与清初政局

清初的岭南，征服与复国的斗争十分激烈。尼庵也像僧舍一样，成了女遗民的避难所。本文首先回顾比丘尼制度在岭南展开的历史情况，然后逐一论述潮州望云庵日曜尼、广州无著庵今再尼和檀度庵自悟尼的事迹，最后指出尼姑史与遗民史的关系，及其在佛教史和社会史上的地位。     

唐代比丘尼出家的经济原因探析

近年来,虽然学界在唐代比丘尼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来说,唐代比丘尼的研究还是有待进一步加强的。介于此,笔者认为,在当下我们应利用不同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和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等,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诠释。因为,唐代比丘尼研究的深入不仅有助于对唐代佛教史研究,而且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佛教史的了解。本文以唐代...     

论清初毗陵词人群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清代词学领域里,常州词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早在清初,就出现了以邹祗谟为首的毗陵词人群,人员较多,词作颇丰,是开启清词中兴局面的一个重要地域性词人群体。他们为后来兴起的常州词派提供了丰沃的词学环境。另外,在词学理论上,清初毗陵词人已开启了尊体、寄托、重学的先导,对常州词派影响深远。     

诗化的小说艺术——论国木田独步前期作品艺术美

国木田独步(1871—1908)是一位迄今尚不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重要的日本近代作家。他一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期浪漫主义和后期现实主义这样两个阶段。到目前为止,我国有关研究者,一般都把注意力投射到他的后期创作中去,且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我们以为,在独步后期作品中,的确不乏《竹棚门》、《穷死》一类现实主义特征的优秀作品,但真正标志其艺术成就的应该是他的前期浪漫主义作品。这些作品的突出特点在于,作者是以诗的结构、     

试论汉代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两汉时期的社会文明,承先秦之余绪,开魏晋之大端。因此,两汉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男尊女卑的倾向十分明显,构成主流,另一方面汉代的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又有一定的自主地位,主要表现在结婚择夫、离婚改嫁、夫死再嫁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其一,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完善,正统封建伦理观念的日渐盛行,女性地位呈现出递降的趋势;其二,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束缚尚浅,统治者具有开阔的胸襟和气度,更重要的是汉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成为汉代社会生产的主要创造者。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政治权力领域的女性参与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是党和国家对妇女地位的尊重,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女性在政治权力领域的充分参与,则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政治权力领域男女两性的平等参与.目前,我国在政治权力领域的男女平等方面还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疯癫形象

新时期文学中的疯癫形象主要包含两类:疯癫男性和疯癫女性。如果说导致女性疯癫的致病病毒主要是无爱,那么导致男性疯癫的则主要是历史文化加之男性个体的超重负荷。女性的疯癫更多地来自于情感人性等内部因素的戕害,男性的疯癫则往往来自于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的戕害。     

楚辞、汉赋与北南文化交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有着多种源头、多层蕴涵,栖息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先民,在各自具有独特规律的进程中,又在相互交流、吸收中,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共同创造了五彩缤纷的古典文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黄河流域中原文明领先发展,一旦与周边少数民族富于活力的文化发生碰撞、结合,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文学出现崭新的景观。文章仅以黄河流域华夏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交流现象突出的楚辞、汉赋为例来谈一谈。     

论抗战初期的"新运妇指会"

抗战爆发后,为了联合各界妇女团体,团结和动员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抗战,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设立了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等小组,成为全国性的领导和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构.各小组在新运妇指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战、抢救难童、慰劳伤兵、训练妇女,为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方文学中认命型女性形象及其成因

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创作概括起来离不开两种模式 ,即叛逆或认命。本文着重从西方文学史中认命型的女性形象中考察了其历史及社会文化的原因 ,认为男权意识和女性第二意识的生成是这类形象形成的根本要素。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西方音乐史的异同点及其思考

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是我国音乐学术领地的两大学术研究领域,研究和探索中西方音乐史,对于更好的认识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从史料、方法、著作及历史发展线索等方面,对中西音乐史作了初步的比较研究。     

历史合理性中的伦理不合理性——中国文学女性历史主体位置失落的文化原因

中国女性历史压抑的实质是伦理性的。它的复杂在于它源于历史的自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男权话语的历史性强化中走向反面。历史乃至当下的各种政治性救助，均无力解除女性的伦理压抑。伦理的历史成为遮蔽女性鲜活的自然生命的历史。中国女性伦理宿命被深深镌刻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形成中国女性命运的艺术见证，在这一点上中国女性文学形象与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具有根本区别。     

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分为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和话语形态:20世纪20、30年代的第一个高潮期,即文学史研究的性别审美视角确立时期,妇女文学史著作和“作家论体”批评成为该时期的标志性成果;20世纪80、90年代的第二个高潮期,在多元文学批评思潮中突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史论等多种成果成批量问世,蔚为大观;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批评,进入文化批评的哲学、美学的更高层次,理论建构趋于成熟,女性学、女性文化诗学已形成一门具有世纪性和世界性的显学,女性文学研究队伍业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