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与社会影响——以苏北为中心(1900—1949)

近代以来(1900—1949)苏北淮河流域内多次遭受洪涝灾害和旱灾的侵袭,水灾发生的频率高且破坏力大。水灾频繁的原因不仅与季风气候、黄河夺淮等自然条件有关,同时也与近代以来人为决堤、治水不力等因素有关,这其中1931年的大水灾影响最为深远。旱灾的发生频率要低于洪涝灾害,且多发生在夏、秋两季节,尤其是1929年旱灾最具代表性。水灾和旱灾给近代苏北淮河流域带了巨大影响,使得流域内的经济失序,生产生活遭受打击,水旱灾害发生的同时也易带来各种次生灾害,同时水旱也破坏了苏北淮河流域内的社会秩序,对社会稳定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解放前湖南娄底的自然灾害及其防治

解放前,湖南省娄底地区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旱灾、水灾和虫灾,还有雹灾、地震、风灾、冰冻等。这些灾害,特别是近代灾害,严重破坏社会生产,阻碍地区经济发展,并造成了大量的难民。历代统治者出于自身统治安全的需要,采取了一些积极的防灾救灾措施,但清末、民国时期的防治工作不如从前。     

水利投资减灾效果评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从全国及区域层面研究新增水利投资、各类型水利设施在抗击农业旱灾、水灾中的效果。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新增水利投资能有效降低旱灾成灾率、水灾成灾率,但水利投资抗旱效果比抗击水灾效果好。水库能有效抗旱,但加重了水灾成灾率,水闸抗旱效果明显。从区域层面看,东、中、西部地区水利投资抗旱效果都较明显,而水利投资抗御水灾效果东部地区最明显。机井在中部地区对抗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东部、西部地区机井数量却与旱灾成灾率正相关。水闸抗御水灾的作用在中部地区显著。中部地区堤防长度与水灾成灾率正相关,西部地区机电排灌站装机容量与旱灾成灾率正相关。东部地区机电排灌站装机容量与水灾成灾率负相关,而在中部地区两者正相关。     

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原因探析

民国时期,河南发生灾荒的频度高,受灾面积广,灾荒危害深,这不仅受河南地形地势、气候特点、河流分布等自然因素的直接影响,而且与民国时期河南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诸多社会因素有密切联系,其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战争频繁,加重、制造了灾荒;吏治腐败,水利设施长期失修,灾民得不到及时救济,等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相侵袭是造成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     

民国时期渠江流域自然灾害探析

自然灾害关乎大众民生,影响着政治安定和社会发展.民国时期四川东北渠江流域的旱灾、水灾等发生较为频繁,发生范围广,危害严重.灾害给渠江流域内人民生命、社会生产造成极大损失.由于渠江流域特殊的地形因素,加之民国政府的腐败,渠江防洪工程缺乏,水利建设较为滞后,防灾救灾效果差.     

晚清淮河流域灾荒成因及其影响——以皖北、豫东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荒多发的区域,有关灾害的记载内容丰富而久远,晚清也不例外。举凡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灾害不仅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而且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极为严重。造成晚清淮河流域灾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诸多社会因素,如政府的腐败和人口增加的过快等。研究灾荒史不仅对掌握和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也很有意义。     

古代湖南旱灾研究(至1644年)

古代湖南旱灾发生的频率呈加快趋势 ,明代以前旱灾危害大于水灾 ,从明代开始水灾的危害开始超过旱灾。旱灾造成农作物减产或绝收 ,引发饥荒、死亡和其它灾害。     

明代水灾述论

一、明代水灾的基本情况及对社会的影响明代水灾次数之多,危害之重,它是前后任何一朝都不能相比的。有明一代,凡二百七十六年,共遭各种自然灾害1214次,其中水灾486次,位居各种灾害之首,占41％。旱灾次之,为434次,占35％。其它自然灾害(包括蝗灾、雹灾、风灾等)共有294次,占24％。在平均每年4.4次灾害中,水灾就约占了1.8次.这些水灾遍布全国各地,而尤以黄河下游地区、苏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沿江地区为多。黄河下游地区,主要是受黄河及其支流泛滥而灾,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决堤改道,黄河决口的年份达二百四十六年。河南、河北、     

重庆地区水、旱灾害模型

天气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是明显的。在重庆地区的天气灾害中 ,水灾和旱灾频繁出现。其中旱灾对重庆市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常显著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水旱灾害、水利投资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基于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水旱灾害、水利投资等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研究显示：水旱灾害、水利投资、农业劳动力等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粮食主产区与粮食非主产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水旱灾害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的影响大于粮食非主产区,旱灾和水灾都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造成显著影响,而在粮食非主产区,旱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较大,水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较小。在粮食主产区,提高有效灌溉率、除涝率可以有效增加粮食产量,但在粮食非主产区,有效灌溉率与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除涝率与粮食产量负相关。劳动力在粮食主产区对粮食产量的产出弹性为正,但在粮食非主产区,劳动力对粮食产量的产出弹性为负。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粮食产量的关系在粮食主产区不显著,而在粮食非主产区,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粮食产量的产出弹性为负。     

中国共产党90年来领导人民群众战胜重大自然灾害的重要思想研究

在绵延数千年的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以来的与自然灾害的抗争史是其辉煌的一页。今天,总结这一辉煌一页中的鲜活思想成果,将使我党的思想理论宝库增添新的财富。在新中国成立前28年中,尽管中国共产党还处在艰难的革命环境下,但是它以解救中国的劳苦大众为宗旨,为领导、帮助、关心受苦受难的广大人民群众应对、度过乃至战胜各种以旱灾、涝灾、饥荒、蝗灾和疫灾为主的自然灾害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有上10次之多。从1949年旱、冻、虫、风、雹、水、疫等灾害,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灾,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在应对这些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的思想日益成熟。     

兵燹水旱交乘 瘟神疫疠肆虐——1919-1920年湖南疫灾研究

民国初年,湖南政局动荡,战乱不已.兵燹水旱交乘,导致疫疠肆虐,民不堪命,1919 -1920年即是其中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瘟疫暴发除了季节气候和水旱灾害等自然原因之外,与兵祸匪患及社会陋习等社会原因也有极大的关系.     

华北历史干旱的社会影响分析

纵观中国历史,由干旱带来的饥荒进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不胜枚举。旱灾堪称所有自然灾害中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最深重的灾害。中国是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尤其华北地区是干旱灾害暴发的一个主要地区。正确认识干旱的成因和影响,增强人们防旱抗旱的意识至关重要。认识干旱,评估干旱为我们减少灾害的发生、切断由灾而荒的链条提供了必须的前提和可能的条件,而将这种条件转化为直接可行的抗灾救灾能力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继续探索的问题。     

清代甘肃陇东地区水旱灾害成因探析

水旱灾害是一种因气候异常而导致的灾害现象。清代甘肃陇东地区气候较为异常,水旱灾害频发,灾情之严重堪称历代之最,曾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究其原因,既与当时气候变化、地理条件本身不利的影响有关,又应归咎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甚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此,在引用大量史料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介绍了清代陇东地区水旱灾害频发的状况,并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及生态因素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清代陇东地区水旱灾害的成因,以期对陇东地区水旱灾害的研究有所帮助。     

20世纪30年代湖北水灾成因简论

20世纪30年代湖北发生的水灾给农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水灾的发生既有自然原因又有社会原因,如特殊的地貌、生态环境的恶化、政府对水利事业的漠视等都是造成水灾爆发的诱因。     

中国洪涝灾害的产业链动态损失评估

随着水文现象强度频率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为制定防灾减灾、适应战略和灾后补偿恢复政策,全面评估洪涝灾害的经济损失是一项重要工作。基于复杂网络和适应性主体的环境经济系统模型,在多区域评估框架下,逐日高精度模拟了2017年中国长江中游区域性洪水、洞庭湖流域性洪水、松花江洪水和台风天鸽风暴潮洪水等造成的直接损失通过产业链传播引发的间接经济损失,展示了各省份—部门受产业链冲击和产品短缺情况,体现了模型的供应链预警能力。结果显示,2017年间接经济损失为621.6亿元,占直接经济损失的29％,80%以上来自没有直接经济损失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洪涝灾害直接影响会通过产业链扩散到未受洪灾影响的省份,但间接经济损失大多发生在省内,这可能与各企业本地化的产业链选择有关;制造业发达地区单位直接冲击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更高,可能与其资本密集度高以及产业间联系密切的特定经济结构有关。建议各级政府加大非工程措施适应性资金投入,增强社会公众和承载体抗灾能力;建立洪水保险和风险补偿机制,促进灾区尽快恢复重建;关键省份—行业要进行库存储备和产能冗余,减少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美国次贷危机带给中国政府的启示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席卷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抵押贷款公司纷纷倒闭,银行等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各国流动性受到冲击,各大央行纷纷注资以稳定投资者信心。在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的全球效应中．中国很难独善其身,面对美国为我们敲响的警钟,中国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美国的前车之鉴,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我国的经济环境,防范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基于GIS的旱灾风险评估方法研究——以2010年西南五省旱灾为例

结合区域自然环境、社会经济背景,进行旱灾风险评估的指标分析与选择。以2010年西南五省旱灾为例,通过选取相应指标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并构建风险指数模型,通过对模型中涉及的因子赋予不同的权重,提高模型运行的有效性,得出相应的评价结果。     

论我国留置权成立要件中的“同一法律关系”

我国《物权法》中关于留置权成立要件明确规定了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这种界定应仅限于“同一个法律关系”,而不能将其扩大解释为“同一种法律关系”.但由于《物权法》此规定的概念语义范围较小,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留置权的适用范围,因此有必要予以扩张,即将一般侵权行为之债、无因管理（限动产）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以及因同一生活关系所生之债纳入到留置权中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