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四十而不惑”章是伪作吗

与李振宏教授的论文《〈论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章是伪作》进行商榷,认为:李先生怀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关键证据有误;对"三十而立"的评价标准设定过高;对"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评价标准,是要求孔子的言行跟历史发展结果相一致,有事后诸葛亮之嫌,而且没有注意到该结果是法家所导致的,不会得到孔子的赞同;没有注意到孔子说的惑与不惑,判断标准应是孔子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他人的标准;李先生将"六十而耳顺"解释为"不动怒""不介意",尤为错误,这就要求孔子藏污纳垢,包容所有的假恶丑,跟《论语》中热爱真善美、憎恶假恶丑的孔子形象完全相反。     

孔子与“军旅之事”

<正>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至于孔子关于“军旅之事”的思想,史家或认为孔子“是文士”,“没有学过军事”(《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93页);或仅指称其为“旧的军事思想”的代表,而未及孔子军事思想的全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24—166页,第185页);而多数史家则弃之不论。为了还孔子思想以本来历史面目,正确地全面地揭示他的学说的全部内容并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则不能不对孔子的军事思想作一考查与分析。(一)孔子学过军事,教过军事,懂得军事。《史记·孔子世家》称:“其(孔子)先宋人也。”《世本》说:“宋湣公生弗甫何,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偪,逃奔鲁     

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论语》中两个“性”字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本文考察《论语》了中两个"性"字各自的含义。"性相近,习相远"之"性"更多地有"生之谓性"的意义,为是其所是之性;而"性与天道"之"性"是说礼义内化为自身生命内容之后成就的德性,为是其应是之性。前者是孔子成德的起点,后者是孔子成德所达到的境界。而作为第一个性向第二个性的过渡,即是"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即是一完整的成德进路。这一进路中,从学到立达至不惑是成人之道,而知天命以后则是成圣之道了。     

论孔子生命教化的切己性

孔子作为先师所垂范的是一种相契于生命的教化.这种教化是孔子以切近于门弟子及时人生命感受的方式予以点拨和启迪的,因而体现为一种切己性.切己性根源于孔子对为学价值的贞定,此学被他称作"为己"之学."为己"之学是一种人自觉实现自己仁德而成其为人的生命之学.这"为己"之学的所致之道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仁"道.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管窥

《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句,因省略主语,关于其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以何晏的"修身立德说"、朱熹的"为学次第说"影响最大。但前说有偷换主语进行解释之嫌,后说则与先秦礼制不符。结合先秦礼乐思想及孔子的为政理想,可推知孔子所言应是"为政之次序",即"因诗观风,依俗制礼,国治乐隆"。     

论孔子为学路径的发生——基于朱熹的《论语集注》视角

朱熹的《论语集注》从义理上分析了孔子的为学思想,突出了孔子的"为己之学",并表现出其为学的切己性和实践性特征。本文基于朱熹对《论语》从性论和工夫论的解释,分为学源起及依据、为学特征及要求和为学境界三部分论证孔子的为学思想,体现了其为学思想中的主体性意识,以及其"下学而上达"的夙愿。     

儒家学习目的别议

谈到儒家的学习目的,几乎无人不知读书做官论。可仔细一读觉得又有另一层意思。孔门的学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实现仁政之道。那么,学好了,所需的知识学到手了,便要去做官,让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实现,即子夏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学习后再有余力便去做官。然而,做官不是学习的结束,要坚持学习,不断学习。子夏原来是这么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即使做上了官,有余力就去学习,当官要与读书系上不解之缘。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才能做好官,跟上时代的节奏。读书与做官,孔子其实提出过要求:“三年学,不至于,不易得也。…     

论孔子与孟孙氏

论孔子与孟孙氏李启谦鲁国＂三桓＂主持国政１００多年，孔子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孔子曾批评过＂三桓＂（见《论语·季氏》），据此人们认为孔子与＂三桓＂的关系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其实不尽然，因为孔子不仅批评过三家，而且也赞许过三家。如孔子曾说：＂自季孙之赐千锺...     

孔子正名论与孔门文学观

孔子的正名说是礼学,在先秦诸家名学中自开一派。其正礼乐、正刑法、正民风、正身、正言等正名思想,孔子的文学观来自于孔子正名说。后代学者所引论、阐发的孔子文学观,由于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很难代表孔子的原意。     

漫谈讀史

一读书、学习、思考我国古代的伟大学者孔子,是十分强调读书的。记载他的言论的《论语》,开卷头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唐代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说:“以学为首者,明入必须学也。”宋代的朱熹在《尽心堂记》里说:“昔子路曰:‘有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而夫子恶之①。然则仕本于学,而学必读书,固孔门之遗法也”     

道-教-经与孔子“斯文”的结构

孔子以承担斯文自命,而斯文在孔子之前,则是尧舜之道与三代礼乐,其实践的主体为帝王,其实践的方式则是制礼作乐;孔子不得其位,只能以教(具体说就是六经的整理)承担斯文,由此而导致了斯文的结构性变化,斯文具有道、教、经三个层面,合之方能见斯文的总体。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     

论孔子的“学而不厌”

在《论语·述而》篇里,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默而识之”,是为学功夫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不能包括为学的全部功夫在內。“学而不厌”,就知说,就生活说,包括行为在內,是指孔子为学修已的总的精神。“诲人不倦”,就教说,就仁说,包括学与知的功夫在內。孔子认为这三件事情,不但他自己可以做到,而且勉励更多的人都可以做到。孔子把“学而不厌”与“为之不厌”看作是一件事情,是指生活而言。在《述而》篇里,另有一段与此有关的记载: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这个见解,到了孟子手里,借着子贡的话,予以进     

王船山尊孔崇孔之历史动因及其三个基本维度简

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尊崇孔子之动因有三：船山先祖由习武向尚文的度越;动荡的社会现实下除《论语》之外的其他经典不可多得,传世经典《论语》为其学习之要;明末清初社会现实大礼之不传,为“存先王之精意”而尊孔崇孔。船山尊孔崇孔有三个基本维度：考孔子之家世、敬孔子之德、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家世的考究,说明船山对孔子家世之尊;对孔子之德的阐扬,表明船山敬孔子之德;对孔子学术的探讨,表明船山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的尊崇,印证船山思想属于儒学、特别是属于宋明理学之苑囿。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辨析

学者们对"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理解颇有争议。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既有丰富的修己成仁之学,也有德化、礼治等治国思想,还有性与天道的形上哲理。孔子之"道"是多维的,而以尽己、推己为核心理念的忠恕之道,则是其多维理想之道的根基所在。曾子对"夫子之道"的概括是切合孔子思想实际的。     

试论孔子学说及其性格的悲剧性

孔子的学说是对社会与人生的完美设计和终极关怀 ,富有情感性和理想性 ,在本质上是不实用的 ,然而又非实用不可 ;而一旦实用 ,则必然发生质变。这种思想学说的悲剧性 ,决定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愚执 ,又使其性格具有深刻的悲剧性。孔子思想学说与性格的双重悲剧根源于其学说与性格的双重错位 ,由此塑造了孔子泽被中华的伟大人格形象。     

孔子“女子难养”之因缘

<正> 有文明古国之称的中国,却有一个极不文明的现象:除极个别特例,广大妇女一直屈居于“第二性”地位。因为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下引《论语》只注篇名)所以有人便将责任完全委之于他。虽也有人著文证明孔子说“女子难养”非但不是轻视妇女而是歌颂妇女,但该说势力相当单薄。笔者不赞同轻视说和歌颂说,而认为孔子说“女子难养”仅是发泄对女性的抱怨。仔细分析一下孔子此说的产生因缘,便会发现孔子作如是之说是相当自然且情有可原的。     

从经学思潮到玄学思潮

<正>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黄老告退,经学盛兴。今文经学发展到东汉时代,谶纬泛滥,怪说布张,把孔子变成神人,把经学变成神学,六经变成占验书(七经皆有谶纬),表面上似乎把孔子和经学抬到最高的程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