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方告示的信息传播规程研究

清代官方告示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中作用显著。以媒介环境学派理论来分析清代官方告示,可将其分为狭义性告示与广义性告示。狭义性告示是地方官员发布信息的正式公文,广义性告示是信息传布的媒介。狭义性告示强调传播时间偏向,有利于长久维护地方稳定。广义性告示强调传播空间偏向,有利于维护广阔疆域统一。时间与空间的平衡保证清政府统治,清代中晚期以后,告示利用现代传播媒介作为载体,强化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传播效度,强化官方信息传播系统。另外,狭义性告示与广义性告示普遍的白话文语体倾向,为白话文运动和民众启蒙创造了有利的社会语境。总之,清代告示在政府与民众的共同期待中完成其工具性意义。     

论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体制

南宋时期,随着市民贫困化现象的不断加剧,城市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引起官方的重视,其救助类型有面向贫民和穷民的预防性救助、面向灾荒民众的补救性救助、面向特定群体的补偿性救助,救助机构有综合性和专门性之分,救助形式和方法有无偿、有偿、放免、收养、资助等。与传统荒政的既有模式相比,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具有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性、行为的规范性等特点,但就其体制而言是不成熟的,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局限。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清代官方修史活动与民族问题

有清一代,统治者往往通过官方修史活动来辅助处理民族事务.为了教育日益腐化的满族官员和八旗子弟,提升满族在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中的地位,清廷设馆修纂了大量有关满族历史的书籍,宣扬满族的伟大与神圣,以开基定鼎之艰难教育八旗子孙保持进取之心.同时,清廷通过设馆修纂各种"方略",重订辽、金、元三史,修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史学活动,反思历史,记载现实,宣扬"一视同仁"、"中外一家"的大一统民族观.这些修史活动不仅彰显了清廷的政治立场,而且在思想深处加强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     

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研究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校园媒体平台,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展迅速,具有传播内容权威、核心受众年轻、传播方式裂变、校园内外全方位互动等传播特性,其功能超越了现有的信息通告＋简单校园服务模式,可提升高校品牌形象,增强凝聚力、加强移动互联时代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深度的校园服务,成为了“互联网＋”校园建设的“轻骑兵”。其贴近策略、视觉优先策略、连通交互策略等值得思考和借鉴。     

尼日利亚的阿拉伯语和官方语政策

过去，在尼日利亚的学校里，教授和学习阿拉伯语一直受到严重忽视。学期考试时使用阿拉伯语的学生寥寥无几。国家教育政策中，阿拉伯语的地位低，并带有偏见性，因此，使得学生对该语言越加失去了兴趣。由于缺乏资金、道义支持以及社会方面的动力，教师教授阿拉伯语的兴趣无持续性。同时，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对阿拉伯语没有给予应有的承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学习和教授该语言得不到适当的经费支持。     

官方媒体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众形象的塑造——以人民日报报道为例

中国人大制度设计中的代表非专职等因素使得民众在实际生活中较难了解或感受到人大制度的存在和运行。由此,官方媒体对人大会议的相关报道成为民众认识和了解人大制度及其运行的重要渠道。针对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统计结果显示,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在提升人大制度的公众形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够积极,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或助长了民众对人大制度的一些误解。此外,随着新媒体影响力的逐步显现,官方媒体报道方式的转变也变得愈发迫切。     

论宋代官方绘画教育体制的创新

宋代画院与画学是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史上体制最为完备、规模最为宏大的官办绘画创作与教育机构.宋代官方绘画教育主要指画院与画学的绘画教育,其较之前代有突出创新,主要表现为:在规章制度方面,制订了完备的人员编制制度,实施了从业人员职称的递迁制度,明确了入学考试制度;在考试考核方面,注重考核作品的构思、意境及创造性等,把诗词引入到绘画教育的考试中来,并制定了严格的考评标准;在课程设置方面,制订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体制,注重理论知识与绘画技能的双重培养;在教学资源利用方面,师资配置雄厚,资源利用得天独厚、极为丰富.     

全球背景的官方智库特点、效用与发展前瞻

官方智库作为政府的政策咨询机构与思想创新载体,在世界各国政府内都有设置,因其在资金、人才、课题、信息及成果直通政府等方面优势,而充分发挥和展现了其作为决策咨询与政策研究的智库特点,尤其在应对突发事件、为政府出谋划策的进行前瞻性研究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因官方智库依附于政府,思想主张主要体现政府意图,因而独立性常受到质疑。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论官方与民间合力对寒食习俗的影响

寒食节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汉代以来,寒食节或禁而不止,或昌盛于世,或不禁而止,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寒食节兴衰的历史反映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这种作用的深度和广度。从寒食节的兴衰可以看出,一项习俗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时,习俗只取决于民间力量自己的变化,与官方力量无关,但在二者构成特定关系的社会中,一项习俗的兴衰与变迁就只能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合力的方向和大小。     

官方微博与门户网站新闻语体的计量对比分析

官方微博新闻与门户网站新闻同属于网络新闻语体,二者的词汇密度均在80%以上,拟声词和叹词的总比值都很低,而陈述句的总比值都很高。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官方微博新闻比门户网站新闻更倾向于书面语体。官方微博新闻的词汇密度、平均词长、成语的总比值均高于门户网站新闻,词型例比、3字及3字以下词的总比值、惯用语的总比值均低于门户网站新闻,11个词类的词型使用频率远不及门户网站新闻均衡,多用长句,句长分布比门户网站新闻更集中、更接近,而破碎度和直接引语的数量均低于门户网站新闻。     

从官方到民间:安溪城隍信仰的历史考察

安溪城隍信仰传播范围广泛,仅台湾一地,就有供奉安溪城隍的庙宇多达200余处,因此安溪城隍信仰的由来及其演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安溪城隍信仰大约在清乾隆初年就已经向民间转移了,嘉庆以后城关游城隍的规模盛大。这个变化与安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城隍成了安溪商人向外迁徙移动的保护神。而随着民间崇拜城隍活动的日益兴起,安溪官员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予以支持和鼓励,这与当时福建省官府的立场大相径庭。因此,从安溪的个案看,官民之间在对待城隍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地方官员的容忍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安溪城隍信仰的发展和向外传播。     

论《维多利亚省官方阅读教材》与儿童时代的塑造

本文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于19世纪上半叶发行的小学官方阅读教材的特点进行评析。认为这套阅读教材对于界定儿童对英国、阶级、语言、英雄主义以及丛林生活的态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德国纳粹时期官方文学剖析

本文探讨了纳粹时期的德国文学,在肯定反法西斯文学主流的同时,着重对纳粹的官方文学,特别是“血与土的文学”进行了分析批判。文章殖举了诗歌、小说和戏剧方面的例子,剖析了纳粹时期“血与土的文学”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并从世界观的角度挖掘这种文学的思想根源。     

宋朝邮政管理体制的一个侧面--以进奏院的职责与官方文书的分类为中心

宋朝的进奏院大体上与现代国家邮政总局有相似之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收发官方文书,为了确保各种文书及时而准确地送达目的地,宋朝政府制定了很多相应的措施。具体而言,既包括对进奏院官吏的严格控制,也加强对各种文书的分类管理。通常情况下,官方按照传递速度和时间将文书分为“常程”和“急速”,按照文书的机密程度又有“实封”和“通封”之别。尽管宋朝制定了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文书传递过程中依然漏洞百出,给宋代社会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     

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乃是一个“厌讼”社会而非“好讼”社会。因为它的流行,似乎成了一种真理。然而这种真理的背后,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依据。这一论断的根本问题,乃是抹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一、理想:无讼与教化的社会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话。但是,这句话恰恰说明,他并不排斥“听讼”这种随着公共权力产生之后国家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只是,他更加强调“听讼”之目的,这是为了达到“无讼”的社会理想。据此,“听讼”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乃是从社会秩序角度着眼来解决社会矛盾和…     

乾隆时期官方学界对王夫之的认识——以《四库》馆臣的评介为例

清代学术界对于同为清初巨儒的王夫之的认识,明显要晚于顾炎武和黄宗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乾隆时代的官方学界对王夫之没有认识。受到学术风气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乾隆时期,王夫之被官方认定为经学家。通过考察《四库全书》著录王夫之著作的过程,以及提要里的评价,可以看出当时官方学术界对王夫之的态度。由此,亦可了解清代王夫之学术被逐渐接受的过程,进而全面地认识王夫之及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