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本《琵琶记》生角主线与乡村士子困局的书写

晚近以来,《琵琶记》的主角经历了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认知变化,而当下通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也多将《琵琶记》界定为一部宣扬赵五娘仁孝贤德的戏曲,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另一主角蔡伯喈情节线索及其相关主题的理解。《琵琶记》对乡村元素的书写透露出蔡伯喈“以耕养读”的家庭出身,而贫寒如洗和人丁不旺的家境则强化了蔡父意图通过蔡伯喈科考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愿望。“伯喈思亲”线索的绵延不辍,隐含高则诚经营蔡伯喈主角、主线的良苦用心。这些信息皆指向《琵琶记》演述的是,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破解困局所导致的家庭悲剧。     

人物形象登上戏曲主体地位的新阶梯——论《琵琶记》结构的戏剧价值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是南戏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明代戏曲理论家徐渭指出:“(高则诚)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矣。”但应该说,使南戏变得“卓乎不可及”的,不是高则诚的清丽之词,而是他对人的高度重视和非凡表现。该剧主人公蔡伯喈、赵五娘数百年来一直得到人民群众的珍爱,被视     

试论琵琶记的悲剧冲突

我国古典戏曲名著《琵琶记》,一向被看做所谓“南戏之祖”(虽然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它的作者高明,则被推许为“中兴南戏”的功臣(虽然也有人对这个“作者”表示怀疑)。六百年来,这个剧目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从皇帝到庶民都很欣赏,为古今观众所十分熟悉,蔡伯喈、特别是赵五娘,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戏剧人物;而且还产生了国际影响——继纪君祥《赵氏孤儿》之后在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有了法译本。前人     

小议李渔的“立主脑”

李渔是清代著名的戏曲评论家,他写了本杂若《闲情偶寄》,谈到戏曲的结构、音律、宾白、表演、唱腔等问题,其中有不少超越前人之处,例如“立主脑”的问题,在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确是不同凡响,议识新颖,见解独到。何为“主脑”?李渔这样写道:“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     

高明和他的《琵琶记》

《琵琶记》不愧为“驿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光”的艳冠群芳的长篇戏剧巨制,它可以和《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论相提。《琵琶记》散入各个地方剧和各种唱腔中,变化万千,各有特点,但无不以高著《琵琶记》为其兰本。几百年来,这个剧本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广大人民都追随着张太公对蔡伯喈的气恼痛骂而气恼痛骂,更追随着他对赵五娘的同情体贴而同情体贴。 《琵琶记》并非高明独创,早在南宋初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正唱蔡中郎”。可见这个故事早在公元十二世纪中期就在民间流传,惜无记载,细节无从推敲。南戏     

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典型——《琵琶记》男主人公蔡伯喈浅析

大约成书于1356年前后的高则诚的《琵琶记》,不仅享有“南戏之祖”的盛誉,而且规范了以后数百年间的传奇创作,被历代戏曲作家奉为圭臬。然而,越是伟大的艺术巨构,就往往越容易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评价。《琵琶记》就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在诸多误解和贬抑它的论点之中,又较为集中于蔡伯喈这一典型人物身上。有的论家认为,高则诚“把赵五娘这一家的遭遇写得这样悲惨,目的并不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要人反对它;恰恰是为了说明蔡伯喈、赵五娘等在这人所难以忍受的逆境里也能‘逆来顺受’,屈从封建道德”,诘难剧作家“把蔡伯喈写成‘畏牛如虎’的软骨虫”。有的则认为蔡伯喈“因循苟且,怯懦动摇”,指责剧作家对此未作“恰如其分的批判”。多少     

谈《荆钗记》

《荆钗记》是一部在人民中间流傅甚盛的戏曲,即使文人,对它也极重视。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云:“《琵琶》《拜月》而下,《荆钗》以情节关目胜。”吕天成《曲品》也说:“《荆钗》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真当仰配《琶琶》而鼎峙《拜月》者乎!”可见他们都是以《荆钗》来配比《琵琶》《拜月》的。直到现在,还留存有《荆钗记曲谱》(朝记书莊,殷溎深本,192)全部能唱;苏州也有《道和曲谱》(振所书社,1922)以《荆钗记》?六出作为道和曲社的代表曲谱。倘若说这些都是文人搞     

试论蔡伯喈和赵五娘的形象塑造

《琵琶记》是我国古代五大名剧之一。它的艺术成就很高,对人物的塑造也很有特点。本文重点谈谈剧中的两个主人公——蔡伯喈和赵五娘的人物塑造。     

一部闪烁着启蒙思想光辉的伟大剧作《琵琶记》

当为中国戏曲史翻开了光辉首页的元杂剧逐渐盛极而衰的时候,高则诚(1305—1368以后)随即接过戏曲文学的大纛,继续把中国戏曲的发展推向前进。他的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琵琶记》,成了风靡当时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四大南戏”的卫冕之作,被尊为“南戏之祖”;而它在宋元南戏基础上提高创新并更加完备成熟的剧本创作体制,则一直被尔后明清传奇剧创作奉为绳尺,几百年间沿袭运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与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一本别具一格的水浒戏——浅谈李开先的《宝剑记》

明代中叶昆山腔传奇盛行之前,戏文的创作明显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民间演出本,例如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古城记》、《草庐记》,演唱梁祝爱情悲剧的《同窗记》,反映孟姜女万里寻夫的《长城记》,敷演刘项争霸的《千金记》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保持着宋元戏文的优良传统,群众喜闻乐见,到处演唱不衰。与此同时,出现了一股封建文人“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徐渭《南词叙录》指出:“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记》的作者邵灿,是位迂腐的老生员,他把戏文作为教忠教孝的工具,宣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死又何妨?”这部戏文以宋室南渡,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试探《曲话》的戏曲理论体系

《李笠翁曲话》是我国第一部从舞台艺术的角度来探讨戏曲理论的专著。它成书于清康熙十年(1671)。《李笠翁曲话》(以下简称《曲话》)这一书名,是一九二五年曹聚仁从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摘取“词曲”、“演习”、“声容”三部刊印时代拟的,一直沿用了下来。它的作者李渔(号笠翁),是我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同时,更是一位杰出的戏曲理论家。他的剧论在我国戏剧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国式的     

汤显祖的戏曲美学思想

汤显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戏曲家,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一直广为流传。其中的《牡丹亭》,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还在不断上演,是昆剧的优秀传统剧目之一。汤显祖还是我国著名的早期戏曲导演之一,他在家乡宜黄组织过戏班,还曾亲自教授过演员排演《牡丹亭》等剧。可以说,汤显祖是个在戏曲创作、     

蒋士铨笔下的汤显祖

自我国戏曲史上彪炳千古的不朽之作——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问世以后,后世不乏学汤为人者。生活在清朝乾隆年间的蒋士铨,就是在人品上仰慕汤显祖,在创作上追步临川遗风的著名戏曲家和文学家。     

为何称为“永州八记”

柳宗元在谪居永州期间,曾写过脍炙人口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山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和《游黄溪记》九篇山水游记。 但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称之为“永州八记”,目前一些文学史、“文选”和研究柳宗元的专著(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刘盼遂、郭预衡:《中国历代散文选》,冯其庸等:《历代文选》,吴文治:《柳宗元简论》等等),也都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明明是“永州九记”,而被说成是“永州八记”呢?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是“千年来文坛之顺口溜,而印合尔巧,莫知其所由然而然”(《柳文指要》)。而我认为,不妨深入考查一下“八记”的提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何原因?从而明瞭一个究竟。     

论《琵琶记》在南戏传奇中的地位与影响

元末明初人高明写就的《琵琶记》历来有“南戏中兴之祖”的称誉。谈到高明及《琵琶记》,明人张琦说:“自金、元入中国,……大江南北,渐染胡语;而东南之士,稍稍变体,别为南曲,高则诚氏赤帜一时,以后南词渐广,二家(指北曲、南戏)鼎峙”(《衡曲尘谭·作家偶评》);日人青木正儿说:“《琵琶记》实为南戏复兴之第一杰作,后日作南     

清末狭邪小说“溢恶”代表作—《九尾龟》

一最近阅读秦瘦鸥的《小说纵横谈》,其中有《闲话“狭邪小说”》一篇。他写道:“狭邪小说这个名称,见之《中国小说史略》,大概是鲁迅先生所首创的吧?其实他指的就是专写妓院的说部。”他在介绍中谈及这类书中有一部出版较迟而名气特别大的,即漱六山房张春帆的《九尾龟》(1910年出版):“我清楚地记得,抗战前不久,走进上海那些大学或中学的宿舍,还可以在不少同学的枕边发现这部‘巨著’。其影响之深且远可以见矣!”“为什么它会特别走运?照我看大概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九尾龟》这个书名怪得好!不象《海上繁华梦》之类那么平淡。据说《九尾龟》的作者张春帆是把这个书名当作浑号送给他小说里的一个人物的。那人是个大官(很可能指的是盛宣怀),娶了不少妾侍,却无力周旋,以致广田自荒,每个妾侍都有了‘情夫’,作成他做了九尾之龟。”此书在上海颇有影响,在北方也有不少读者,尽管《九尾龟》中夹杂着许多“苏白”。1922年11月14日,北京高等师范趁建校十四周年纪念,对来校参观者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有一题是“你最喜欢读的中国     

清代“苦戏”风格论(续)

(一)怨悱而不乱的苦剧风格 《琵琶记》是元末南戏,又称传奇之祖。关于该剧的评价,上至明太祖,下至一般文人,记载甚多。甚至可以说一部《琵琶记》的流传史,便伴随着中国悲剧观念的发展史。清代毛声山父子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评点和总论,是目前所见最为细致繁密的专论文献。     

文情·文事·文法:毛声山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三维理论建构

清初毛声山批点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是明代以还《琵琶记》评点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毛声山从文情、文事、文法三维角度建构起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戏曲评点理论体系:"文情"的多层次性揭示了评点中情感与形式之间的张力,"文事"探讨了历史与文学虚构的原则把握问题,"文法"是毛声山艺术经验的理论总结,从而为今天建设民族特色戏曲理论提供经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