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批评与“清洁”的文本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十七年"主流批评家的实践被赋予了"权威化"和"指导性"功能。他们以政治和阶级标准对于作家作品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异质"进行剪除和清理。在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双重威压下,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强化"阶级斗争",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删除爱情、亲情等充满人性色彩的情节。"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一体化"和扁平化与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有着紧密关系。     

论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福柯既把“规训与惩罚”看作是人对人的驯顺、塑造和统治形式,也从中探察出权力的性质及演变历史;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与规训和惩罚相关的政治、法律、权力、观念和科学技术问题;表明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古代通过酷刑对人类肉体的疯狂肆虐逐步演化为通过对人类精神和肉体施加的普遍“温柔的”暴力而达到被统治者自觉规训和臣服的目的;与此同时还对权力的功能和性质进行了微观分析,使人们对“权力压抑”、“生命权力”、“顺从身体”、“隐秘权力”,以及“权力清空”等问题都产生耳目一新的认识。     

"典型"的"纯粹"与"负累"——"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典型"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它往往依托于"人物"和"形象"而言说自身,与"新的人物"、"(新)英雄人物"及"中间人物"等概念有着紧密联系."典型"内涵的不断改写,既构成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现象,也记录着中国当代文学复杂变迁的微妙症候.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合法性解读——以“史诗性”文本和文学经典价值确认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以其整体的＂同一性＂构建了一个＂战歌＂与＂颂歌＂相交织的文学时代。＂史诗性＂文本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存在披上了漂亮的外衣,对文学经典的价值确认则体现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理论的合法性存在。     

民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民族形式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可以从当时占主流的有着文学“性质”的两种题材（即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叉的“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中见出,它是新民主主义文艺“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也是苏联文艺“中国化”的过程。     

角色的焦虑创作的转向——"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影响

在"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作家经历了角色转换的艰难蜕变,其"知识分子"内涵发生了巨大改变.作为一个群体,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迅速地整合到政治化权力格局之中,作家的创作随之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印响应口号,深入工农.这一切不仅使当代文学具有强烈的政治实践性品格,而且也强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地位.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

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批评自发展之初即面临着审美批评话语缺失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形成与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当它放弃了与审美批评话语的"平等对话"成为"一维"的存在之后,文学批评活动的功能与价值也就发生了异变.本文试图就这种社会政治话语系统的形成原因、思维方式及实践特点做出理论阐释.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外来资源与本土经验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外来理论资源主要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和中苏关系的跌宕起伏,中国文学批评的接受表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意识形态阵营的同一性和本土原生理论的孱弱,十七年文学批评汲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政治实用成分。在中苏关系出现分歧后,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十七年文学批评获得了较为广阔的阐释空间,为多元化的文艺理论探讨提供了可能。随着中苏关系的断裂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的开展,浪漫主义因素重新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两结合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批评话语,显示了本土经验强大的同化能力。     

"十七年"文学三论

本文探讨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三个问题个性色彩淡化,非理性的被压抑,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试图对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与主流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特别是与新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揭示.     

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论建国后"十七"年现代随笔的创作与理论

建国后的"十七"年,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现代随笔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境。人们不得不再为随笔(杂文)的生存而抗争,而难能可贵的两次随笔"复兴"景象,充分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直言不讳、自由批判的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顽强表现,尤其是生存逆境中的张中晓,他的随笔虽零星片语,但极具灵魂穿透力,至今读来仍然撼人心魄、催人警醒。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从王林的《腹地》及其批评说起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新的语境。与以往历史境遇最大的差异在于：它不再以摧毁和否定旧体制旧文化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建构新的文艺秩序。为此,它要求作家正面表现社会现象,歌颂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历史,并着力清除＂不洁＂和＂不纯＂的叙事方式。王林的《腹地》写作于四十年代初期,它塑造了日常化的具有普通人性的英雄形象,保留了时代与乡村的原生风貌,却与新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成为新中国最早受到批判的长篇小说。批评家认为小说中的很多描写与文艺新秩序的要求和写作原则相去甚远,对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十七年＂文学批评主题的生成并非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更多地来自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     

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十七年"的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张力

受建国后“十七年”舆论环境的影响,作家真切的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的威压,形成了一种心态张力。心态张力的矛盾运动,使得一些作家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批判之中。相比较而言,在纠正自我的“偏差”时,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能较快地适应权力话语的要求,在创作上能一定程度地化解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要求之间的张力,把握时代的脉动。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按照韦勒克、沃伦的观点,文学研究可以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如果说文艺政策和文学会议还只是对十七年时期文学论争中具有结构功能的外围网络进行考察的话,那么对文学批评在遭遇当代后所呈现出的当代性亦即文学批评如何策略性地成为文艺斗争的有效方式以及对这种断裂式延续方式的审视,则具有更为重要的修辞意义。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遵守纪律：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

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新的统治形式,正是与之前的外部强制（高悬的皮鞭）截然不同,即通过控制人们的内在思想中的自主的构境式认同使其自我奴役！权力不再表现为直接的压迫,不再是被具象主体拥有的外部强制,甚至成为了人们自觉追逐的他性镜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它的实现正是通过自拘的纪律,它代表了一种资产阶级全新的社会控制论核心,它的缘起是资本力量让劳动者通过对工厂中与生产运转机制相一致的纪律（技术规范要求）的自我认同,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和操作,使外部的纪律内化为自我遵循的身体化规训,以实现对肉体的根本操纵和支配。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所谓民主社会中普遍发生的自我奴役的自拘性的真实基础。     

政治、时代与观念:“十七年”童话的文本规训与主题模式

"十七年"时期童话的任务是对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由此形成教育本位的童话观。文章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儿童文艺政策,概括了童话理论,归纳了童话的主题模式,发现存在"政治-童话理论-童话创作"这一封闭式结构,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童话主题存在模式化的现象。1950年代的童话寓教于乐,将教育性和趣味性结合得很好,而1960年代的童话流于说教,政治意味浓烈。通过探讨主题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希望能对"十七年"童话进行一次深入性、整体性的研究,展现这一时期童话的独特风貌,挖掘"十七年"时期文学书写的内在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