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光潜重估尼采和皈依马克思主义看他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

本文强调朱光潜是一个有很深传统文化底蕴的人。他在留学西方之前已初步形成了艺术是对现实苦难的一种观照的观点 ,尼采不过是朱光潜审美人生观在西方圣哲中的一个“道具”。文章指出 ,朱光潜美学的根基是立在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之上的。因此 ,当他后来皈依马克思主义时 ,他很注意把马克思关于人生、人情、人道和这种传统精神结合起来 ,从而对马克思如何将实践观运用于解决美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当然 ,作者也认为朱光潜美学体系存在矛盾 ,但这种矛盾根本上讲还是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冲突在他体系中的一种折射。     

在场与超越:江汉平原地域史诗的精彩呈现——论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

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以长江大河般的叙事激情和山呼海啸般的雄浑气势,全景式地复现了1964—1976年的平原水乡历史。《贫困时代》是一本读起来令人感到格外亲切的书,纤毫毕现地描绘了江汉平原地域历史和风情;同时又是一部沉痛之书,"文革"期间,物质匮乏与精神贫困的双重束缚,让小说中的人们无法动弹。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多为原生态的自然性的关系,与邻为壑,争斗没有止境,生存没有尊严,的确是对"文革"历史中江汉平原水乡的世道人心的真实再现。强烈的在场感是达度小说的鲜明特征,他敢于直面苦难,揭开伤疤,将隐藏在乡野历史深处的真相在阳光下裸呈,同时,浓郁的江汉平原地域文化风情的铺陈与再现,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真实历史的残酷性,形成叙事结构和情感表达的张力空间,由此实现了对历史在场感的审美超越。     

中国禅学思想与水上勉的“救济”观念——以《五号街夕雾楼》、《雁寺》为中心

水上勉前期代表作《五号街夕雾楼》和《雁寺》体现了佛教尤其是中国慧能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作品中的妓女形象都是作为“佛的化身”登场,用乐观和慈悲使得自我在苦难中得到解脱的同时,也实现了对男性的救济.而这种把苦难仅仅看做一种存在形式不执拗在其中的精神,便是中国禅宗“本来无一物”的思想体现.     

苦难中的人性之思——余华小说的主题及其精神向度

暴力、苦难与死亡是余华小说的主题.从80年代创作的先锋性到90年代创作的平实性,余华作品苦难主题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他的前期作品中,暴力与死亡的根源是人性的罪恶,而在其后期的作品中,苦难与死亡的根源则是存在的宿命.这一变化表现出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的本质进行的深层次叩问.     

从人生际遇看李商隐的爱情诗

李商隐在政治生涯中是个失败者,这又导致了他人生道路的坎坷多艰.他的大半生都沉沦在枯燥无聊的幕府生活中,到处辗转漂泊,为他人做"嫁衣"耗尽了大量的心血.他的爱情生活有乐也有苦,且苦多于乐.现实的苦闷与失败和对理想的追求与憧憬构成了李商隐诗歌的主旋律.他的苦难遭际和非凡天赋的有机结合熔铸成一篇篇至情至性的诗章,他的爱情诗真挚而缠绵,热烈而深沉,朦胧而曲折,交织着他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失望以至绝望的种种复杂的感情.     

善的哲学与善的布道——舍斯托夫论尼采道德学说

尼采曾经相信善的力量和道德理想.后来疾病使这一信念受到严竣考验,开始了道德批判.尼采道德哲学的新意在于把道德和"善"作为问题的形式加以提出和检验.他通过自己的苦难与不幸获得了对道德的新认识:善人也会受到良心之苦,良心也会起来反抗善;爱与怜悯的背后隐藏着软弱和虚伪.因此尼采批判传统道德,寻求一种更普遍的爱和更高级的正义.当这一寻求长久无果的时候,尼采便为了自我辩护而开始用"超人"学说、"贵族主义"和"爱命运"来进行善的"布道".这就是舍斯托夫对尼采的"心理学"解释.     

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

中国民族在轴心期(约西周至战国前后)最重要的精神觉醒是"人兽之辨",即由于意识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把自身从它与自然的原始混沌中区分出来.江南轴心期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精神觉醒则是唤醒了个体的审美意识,它使人自身从先秦以来的伦理异化中摆脱出来并努力要成为自由的存在.与轴心期一样,这同样是生命在巨大的悲剧与苦难经验中的产物.中国民族的审美精神是在江南文化背景中生产出来的,如同轴心期的诸子哲学一样,它构成了这个民族一切审美活动的"原本"与"深层结构".以后大凡真正的或较为纯粹的中国审美经验,可以说与江南轴心期的精神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     

谈悲剧与崇高

广义的悲剧 ,用来定义某种情调 ,这种情调 ,也常被人们用悲、悲情、悲剧性等词语界定。狭义的悲剧指特殊的戏剧艺术类型。美学范畴的悲剧 ,即关乎情调 ,又囊括了狭义的悲剧。它是悲剧艺术的精髓。本文讨论的 ,正是这样一种悲剧。王国维先生认为 :“艺术是苦难人生的唯一解脱。”因为艺术在阴郁的现实之外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向度。这种精神向度 ,包含了崇高 :它源于苦难 ,又超越于苦难。它和苦难一起 ,支撑着艺术与人生。本文主要抒写了四种悲剧 :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奋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悲剧 ,对善良与崇高的坚守招致的悲剧和毁灭 ,开放在血泊和墓地里的爱情悲剧 ,庸常人生中所完成的对悲情的超越。通过这四种悲剧 ,我们可以看到 ,悲剧与崇高 ,如何在美学层面上 ,得到统一。     

从二元论到二重性:布迪厄社会观理论研究

布迪厄反对将社会看作实体性的物质结构,以为这一结构能够被感知和触摸;也反对将社会看作是种种表象和意志,呈现于主体性的感悟中.进而言之,他反对在社会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结构与行动等二元论范式中寻求社会所在.就此而言,布迪厄的社会观,是将社会看作是实践者及其文化所型构而成的有机生命体.这一特定的社会观,建基于他对"doxa"概念的阐释.场域与习性则构成了一种具体的二重性存在.由此,布迪厄展开了其唯物主义人类学的分析.     

白领当心“腕管综合症”

"腕管综合征"是由于从手臂通往手指的一根神经——正中神经,在腕部受压所致。正中神经所"指挥"的三个手指,拇指、食指、中指会首先产生疼痛和感觉麻木。如果因长期操作电脑,敲打键盘、拖动鼠标,而感到腰酸背疼和疲惫;如果最近在入睡后,因出现"手麻"或烧灼痛而突然醒来,这就     

朱力把先进的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辽宁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留学生朱力·布莱玛来自非洲西部的塞拉利昂,说着一口流利汉语的朱力感到,会说汉语对他来说很自豪.他说, "有一次回国,在自己的家乡与中国人用中文交谈,中国人听我说汉语感到很吃惊,同时也感到非常亲切,我的塞拉利昂朋友听我与中国人用中文交流,更是羡慕极了,说我真棒,听到赞赏当然高兴,这也激励了我要把中文学好."     

在大地的中央向世界遥望——论艾青诗歌的现代性

本文以对艾青诗歌的主体意象群的美学及象征意蕴的研究来梳理、分析艾青诗歌中立足于本民族的＂根＂而又具有的全人类性视点的现代性特征.本文认为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首先来自于他在面对个体和民族的困厄、苦难境遇时的抗争,对理想和光明的坚执和内心超越性的精神;其次来自于他的诗歌创作对于西方象征主义和印象画派的借鉴.内容的丰富和形式的创新使他的诗歌艺术从个体内心走向对永恒世界的探求,因此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给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建设文化大省,弘扬浙江精神的背景下对艾青诗歌现代性的研究又具有了现实的指向意义.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革命辩证法的继承与超越

黑格尔与马克思都将"生成与毁灭"的必然规律内嵌于辩证法,因而赋予其以强大的革命性.不同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元动力是那个永恒的绝对精神,"生灭"的规定并不及于作为绝对者的精神本身,而仅仅适用于精神的诸现象形态即感性世界的诸存在物.黑格尔哲学也因此陷入了结构性的矛盾.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正在于他不承认在生灭的感性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不灭的绝对者,而是认为全部存在物都必须经历"生灭"的历史过程.这一超越在他们的国家学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黑格尔论证了各类具体国家形态必然灭亡,必然被更合乎自由原则的制度所取代;马克思则论证了国家形式本身的必然灭亡,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也必将走向历史性的消亡.     

唯物辩证法与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

马尔库塞早年试图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尽管对此在存在的抽象性和孤立性的分析表明在当时他的"辩证现象学"就超越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现象学,但马尔库塞对恩格斯的误解表明他并没有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真谛。把马克思的方法置于近代以来的认识论语境中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无关,作为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扬弃,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现象学。     

论杨晦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构成

杨晦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位极具特色的大家。他的文艺理论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文艺"荷担苦难"说、作家"自我告别"说以及探索中国新文艺发展方向的"农民文艺"说。他的以文艺"公转"自转"律为中心的文艺-社会关系论,是他最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也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     

躁郁症患者的两极人生

正"上帝给你分配的苦难也就这么些了,我们摊上了神经病,别的事可能就没摊上。"1995年的一个冬日,24岁的北京人陈阳被两名同事"押"上了从深圳回京的飞机。置身于3万英尺的高空,除了发动机的轰鸣,陈阳听不见任何声音。不安和焦虑一点点侵袭了他,憋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了,使出全身的劲儿朝舷窗大喊。同事们并不意外。此前,他在深圳的公司里雄心勃勃地说自己"发现了不得了的新定律"、"该得诺贝尔奖了"。     

浅论苏轼的艺术人生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他却以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超越了苦难.他所经历的是艺术化的人生.他把现实生活和读书创作艺术化,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路遥的英雄情结

路遥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子形象,这是作家本人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艺术地投射的结果。陕北的地域文化和来自现实生活的苦难,是其英雄情结形成的主要原因。路遥小说所显示的英雄主义精神,对当下缺乏"硬"度的文学不无矫正作用。     

论国方哲学的转向

对本体论知识论的考量是哲学转向的最重要标志.苏格拉底哲学与其说转折性不如说奠基性导向性.笛卡儿"我思"哲学具有转向意义在于它凸显了"自我"、主体性的地位和作用,但它并未完成转向.康德以"批判哲学"和"先验主义"完成了笛卡儿开创的哲学转向,主要表现在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变革"和将本体论从认知转向实践.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理性实体)的辩证运动"克服"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在逻辑上实现了传统本体论和知识论的终极目标,他的辩证法为哲学转向提供了武器,但被他的体系封死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当代"实践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黑格尔以后的一个半世纪西方哲学处在重大转折期,但尚未完成."语言转向"和"生存实践转向"对于哲学转向都有积极意义,但并不成功.在哲学转向中要重视辩证思维.     

试论中国现当代作家"医文跨界现象"及其深层结构

中国现、当代诸作家"弃医从文"、"弃文从医"或"亦文亦医"的人生际遇不绝如缕地演绎着耐人寻味的"医文跨界"现象.深入透视中国作家"医文跨界"现象及其精神生态、国外作家的文化他者,具有重要的镜像价值.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当代作家人生轨迹演绎的多向度"医文跨界"现象,蕴含着精神图谱、文化心理、人格美学等深层文化意蕴,不仅是作家主动、被动和从动的职业选择,也是作家在多元矛盾中对未来人生道路和生存方式的个性选择,其命运博弈显示了中国作家独特的生命形态,显现着陷于奴役与异化的生命存在及其精神生态,彰显着"诗意栖居"的审美理想及其精神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