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

文言是对直白的语言形式(言)进行自觉的文饰和美化(文),文言的问题是文学的重要问题。春秋时代完成了先秦时期旧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历史转变,与商周以来的古体文言相比,春秋时期的"新文言"呈现出表现方法自由灵活,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特征。新体文言的成熟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各种文体逐渐完备,文学创作出现繁荣局面,"建言修辞"成为时代风尚,独立的文人阶层趋向形成,文学理论表现出体系性成熟。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全面成熟和自觉的历史时期。     

董仲舒及"天"的哲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影H向

董仲舒及其完成的"天"的哲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董氏的<贤良对策>,从文化精神、政治方向、思想内容、表达形式多层面地影响了两汉政论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天"的理论系统,逐渐渗入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其中最突出的内容,乃是天人合一与气的学说.董仲舒的<春秋>学,乃是专制政治下经学的新发展,增加了对专制政治"适应"和"矫治"两种相辅相成的因素,直接了影响了司马迁的<史记>创作,对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传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学的形象思维诞生于《诗经》论

在中国文学"形象思维"研究领域出现了三种错误观点:(1)仅仅将形象思维视为作家艺术家表达思想的"表现方法";(2)否认形象思维作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的独立存在性质;(3)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外来词汇.以上三种观点均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形象思维"既不是一个外来词汇,也不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文艺理论概念,它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早在<诗经>中已出现了形象思维方式.在<诗经>文本里,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1)普遍注重了独特意象的精心选取与引比联类的巧妙利用;(2)以借代、借喻和象征为代表的修辞手法的娴熟使用;(3)双声叠韵、叠词、联绵词、咏叹词的句法模式和重章易词、反复咏唱的章法模式的有机运用.三者相辅相成,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光彩熠熠地屹立于世界古典文学宝库里,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回归文本"——略论美国文学研究转向中的"理论"与"文本"

本文针对近年来美国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回归文本"这一重要转向,通过简略梳理"传统研究思路--理论转向--文本转向"这一线索,审视"文本"与"理论"这一组关键概念所指向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思路发生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目的在于说明,"文本"与"理论"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文本转向之后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在打破思维惯性的基础上提供切入或重新发现文本的方法.     

试论作为文学命名的"新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名称已经受到质疑:陈思和主张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严家炎主张更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文认为,应该将其名称还原为"中国新文学".用"中国新文学"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合理性":(1)"新文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能够为学界所接受;(2)"新文学"一词能够概括1917年以来中国文学的质的规定;(3)"新文学"一词对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文学具有永久的概括力;(4)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多元的研究向度;(5)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相对的"周言性".     

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家族相似"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家庭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理论.当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来考察文学接受活动时,就会发现,在文学接受活动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家族相似".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已经注意到了文学接受活动中"家族相似"现象.康德的"共通感"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共通性"就涉及"家族相似"问题;而"审美移情说"、"心理距离说"、"俄狄浦斯情结"、"同形同构说"都不同程度地隐含着"家族相似".中国古代也有关于文学接受中"家族相似"方面的论述.文学接受中的"家族相似"可以是读者和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相似性,也可以是读者(包括批评者)和作者之间的相似性.文学接受中的"家族相似"也带来了批评中的"偏袒".     

"让我们共同想象吧!"——《人民文学》(1949-1966)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建设论

<人民文学>(1949--1966)以发表民族文学作品、培养民族作家的方式,勾勒出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版图,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了想象的平台.在这期间,<人民文学>所发表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新中国的现实为基础,主要叙述因民族间交往而形成的各民族间的"共同体"关系,想象和展望民族间的交往给少数民族生活带来的变化.而当时的文学环境和<人民文学>机关刊物的性质,是促使<人民文学>成为书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史通》"偏记小说"类目厘定的文学意义

刘知几<史通>在分析正史"六家""二体"时,对"偏记小说"进行了"十类"类目厘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确认了文言小说的类目,是对于<汉志>有"小说家"类而无细目厘定的发展,为<四库提要>小说类目厘定提供了借鉴.其目录学的意义已有共识,而对于文学的意义则研究较少.<史通>偏记小说"类目厘定的文学意义在于:体认了"偏记小说"的琐碎莱残,并认识到琐碎菜残的原因,抓住了唐前小说的体裁特征;从"以叙事为宗"出发,分析了史家叙事与小说叙事的根本性区别,以及小说"可观"审美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这正是唐后小说的发展方向,为唐后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理论基础.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经》中的底层文学表述问题

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晚近文论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可能意味着当代文论又一次转折的开始.我们的对话<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参与了这场刚刚开始的讨论,尝试提出一系列问题,引起的批评意见分歧多样,许多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本笔谈试图对以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底层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底层的自我表述及其公共化;现代性话语谱系中的底层问题;消费意识形态对底层想象的冲击;<诗经>中的底层文学表述.     

1915-1916《新青年》的文学氛围

1915～1916年《新青年》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反复摸索实在值得大书一笔.在此阶段,《新青年》通过"提出问题,有意引导"的方式,办了3件大事(1)以"主义"命名文学,探索文学的范式转型和功能创新;(2)通过发表译著,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纯化文学启蒙意识;(3)借助"通信"栏目的反复讨论,推动文学的"形式革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就以发布新思想为宗旨的《新青年》终不以经营文学为本事,过分强调"朴实无华"的文学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不重视"精深伟大"文学的创作,限制了《新青年》的文学视野.     

在文学"边界"之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边界"之争绕不开如何理解"审美".正是这一点,实实在在地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边界"论争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经过"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既有文艺理论话语和文艺理论学科已无法再保持其固有的格局,话语转型与学科重构已无可避免.学术研究与文化现象间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如何同步?学科设置与学术研究究竟孰轻孰重?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由于文学"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而再次得到人们广泛思考.     

"魏晋文学自觉"辨

中国文学的自觉与否,不可能是某人的某句话确定下来的,它应是一段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中国文学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地位其实与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文学需从其它艺术形式中得以分离出来;二是有一批符合文学定义的创作成绩;三是在大量创作实践基础上,文论上对文学有所自觉与总结.由此, "魏晋文学自觉"的定论就很值得我们重新思索辨析.     

陆机《文赋》刍议

<文赋>所讲的"诗缘情而绮靡",首先不是作为理论要求而提出来的."诗缘情而绮靡"以下的十句话,是陆机对包括诗在内的十种文体审美风格的概括描述.这种对文体风格的关注,是对文学形式独立审美价值的发现."诗缘情而绮靡"的重心不在"缘情"而在"绮靡".<文赋>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问题和形式问题,是文学自觉意识成熟和审美风尚转变的理论标志.     

反映、反应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

有论者提出并认为无人能置之"死地"的"审美反映",其实只是人的先验"意识"在外部刺激下的自我重组,不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即与承袭了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余绪的皮亚杰同出一辙,是反应,不是反映.而综观该论者同时提出的作为"客观因素""主观化"、"主观因素""对象化"中的"审美反映"和作为"与生俱来"、"融入"于文学"最基本的审美单位"的语言文字的"审美意识"、作为文学"本质特性"表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三者关系可知:所谓"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实际就是实行了语言学转向、属形式学派范畴又颇为彻底地与非"审美"、非文学的先验"意识"的自我表现文学论,并不"新鲜".     

"文学自觉说"辨正

"文学的自觉"既是对学术变迁的时代特征的一种概括,又是对文学的艺术性特征的一种评价标准.目前,关于"文学的自觉"讨论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学的自觉"的形而上思考不够,理论层次较低,多是在复述中古文学发展史."文学的自觉"对中古文学发展史而言,是一个宏观的命题,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特征的概括和描述的辨析."文学的自觉"是在主体觉醒、文学独立基础上的"创作自觉"与"批评自觉"."文学的自觉"不等于"人的觉醒"与"文学的独立","人的觉醒"发生于东周时期,"文学的独立"出现于西汉时期.而"文学的自觉"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自觉发生于汉魏时期.     

从《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中采桑女形象的比较中看现实主义"文学"与"人学"的进步

<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被公认为是真实反映不同时代、相同题材(女性命运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典范.本文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两诗中采桑女形象之不同的所在与原因,并说明<陌上桑>之突破<诗经>的创作模式,不仅是现实主叉之"文学"的进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之"人学"的进步.     

“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

瞿秋白倡导的"文学大众化",以"文字革命"引发"文学革命",既是一次语言变革(大众语取代"新式文言"),也是一次话语颠覆(阶级论话语对启蒙论话语),从而自觉而不自觉地疏通了曾被"革命文学"断裂的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进程。"文学大众化"表面上看来是通过"口语化"来实现文学语言的"言文一致",其实质却是在承认言、文分离而又主张言、文重合的前提下,借助"大众化"祛除五四后新文学的欧化和精英化趋势,并以大众化书面语(文字)为语言本体,为文学母语的重建提供了另一种探索方式。虽然"文学大众化"具有其特定的政治实用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但它对语言(文学)乌托邦的祈望,在客观上成为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正是在这样的设想或规划中,重构中的母语文学得到调整、校正、优化的可能。     

"文学自觉"问题论争评述--兼与张少康、李文初先生商榷

"文学自觉"问题应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它包括对文学的"前自觉"、"自觉"和"后自觉"过程的历时性描述."文学自觉"的基本内涵是指文学完成了它的抒情化、个性化、审美化、文人化的特征.依此,我们将春秋战国至东汉中叶确定为中国文学的前自觉期,其中包括"乐体文学"、"赋体文学"、"史体文学"三种前自觉的艺术文体阶段;东汉后期至西晋阮籍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这是诗体文学大兴并完成了它的个性化、抒情化、审美化、文人化特征的时期;西晋太康至初唐宋之间、沈俭期时期是诗体文学的体制完善期,它经历了陆机的语词时代、玄言诗的语义时代、山水诗和宫体诗的语象时代、永明体的语音时代,而至初唐出现了体制完备的律诗.律诗的定型,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历程的结束.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