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有“言”更有“事”——言事关系与先秦学术形态嬗变

人类所说之“言”与所做之“事”既反映人类的本质特征又构成人类世界的两个主要面相。所以,先秦史官不仅重视记“言”述“事”,而且将“言”与“事”分别而书。先秦之“言”经历了从神言到人言、从具体之言到抽象之言、从散见之言到结集之言、从格言警句到系统论说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言事关系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向：一是“言”朝着离“事”而独立的方向发展。“言”的形成虽然离不开人类所做之“事”,但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言”的抽象性、概括性越来越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秦诸子立“言”成家,最终完成了对具体之“事”的超离与统摄。二是“事”作为更为本源性的存在,本质上“言”亦属于“事”(人类活动),伴随着人类的觉醒与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人物行事”愈发成为记录的中心,及至《左传》寓“言”于“事”,将经学思想、诸子言论、格言警句、俚语俗谚融入历史叙事之中,“事”最终实现了对“言”的主导与统合。“言”与“事”及其关系的演变,与经学、子学、史学的起源、形成有着内在的关联。     

先秦“家语”文献源流及其文体嬗变——兼论上古文人集团现象

先秦语类文献在编撰方式上可分为"国语"与"家语"两种形态,"家语"文献又有大夫"家语"和诸子"家语"之分。大夫"家语"存在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形成两种文本形态:一是编集某一个体与家族内其他成员之间的言论;二是编集家族内不同时期成员的言论。这种家族化过程不但彰显家族延续性这一"不朽"观念,同时又达到个体借助立德、立功、立言方式以期达到"不朽"之目的。诸子"家语"的生成方式大体有三种:弟子编纂老师的言论、师徒文献的合编及经传体式,这些方式反映诸子"家语"的学派化特征,其目的是担负起维系学团稳定与学派建设的重任。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家语"文献的家族化、学派化现象开启了后世文人集团与文学活动这一常见文学现象之序幕。     

先秦口头传播与"事语"类史料的形成

在先秦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中,大量存在的人物言论和言事并行的故事类体裁以及普遍流行的征引语料(称之为"事语"),与当时最重要的口头传播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先秦文献中有大量资料可资证明。史官和士师是此类史料的主要传播主体。口耳相传的性质使"事语"类史料具有集体记忆和变异性的特征。广泛存在的口耳传事的传播机制为我们重新审视、认识先秦史料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文学語言和研究文学語言史的任务(中)

(五) 文学语言的语体文学語言是一个多种語体的体系,这些語体的对比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特性在不同的时代里依据由社会发展所引起的語言的发展而演变着。应該把语体理解为历史上所形成的語言变态,它具有自己独特的語言体系,独特的語言手段的选擇、結合以及运用这些語言手段的傳統标准。文学語言語体的发展不能被看做是脫离文学的文体的(此处文学应理解为广义的文学,即包括科学,政论,生产技朮等文学),因为无論語言手段本身的組成,或是应用这些手段的标准都是和內容     

对话体赋与赋家的对话性生存

对话体赋是一切赋体之始祖 ,并且是后世赋之创作的主要体裁之一。然而 ,千百年来 ,在赋学研究界 ,对话体赋一直未能获得命名。作为一种体裁 ,对话体赋有相当明显的形式特征及语言特征。先秦两汉的对话文化是对话体赋赖以产生及生存的土壤。对话体赋的出现 ,也使中国文人从此有了虚拟的、文学的对话性这一崭新的生存维度     

基于语料库的有标并列短语语体适应性考察

本文通过一个多语体小型语料库,考察现代汉语有标并列短语的语体适应性,发现不同语体在有标并列短语的出现频率、标记类型、并列项类型及多项式选择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得出一些具体结论:有标并列短语语体分布的优选序列为"口述体<对话体<操作体<新闻体<法规体",不同标记类型有所差别;并列项的优选序列为"数量短语/代词<形容词<异类<动词<名词",但口述体、对话体中异类词、代词更为优选;多项式优选序列为"口述体<对话体<新闻体<操作体/法规体"。本文的结论将为并列短语的自然语言识别和处理提供参考性帮助。     

“清”是最上之物——明末清初“清言”散论

"清言"作为自先秦以降小品文形态之一,被称为是"小品中的小品"。从文体发展的角度讲,"清言"似可成为明末清初代表性文体之一。"清言"有双重要旨,一是"言",揭示了文体特质,一是"清",揭示了思想本质。王思任"清"是"最上之物"的论断,可以说是当时士人求"清"之典型心态。概而言之,"清"是明清之际士人追求的理想,"清"是晚明"清言"的主旨,"清"是作者的价值诉求,"清"决定了"清言"的审美底色。当然,"清"也有其局限。     

先秦格言体源流

格言是上古哲人发表思想的重要文体。这些上古格言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和相对整齐的形式来讲述宇宙、历史、自然、社会、人生、军事、政治各方面的道理,堪称是上古时期的"子书"。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出现了三部与格言有关的子书:《老子》、《孙子》和《论语》。《老子》和《孙子》分别是商周以来史官格言、兵家格言的集大成者。《论语》中有一批格言式语录,这应该是七十子后学对孔子言论进行格言化改造的结果。进入战国以后,短小精炼的格言由于不能适应百家争鸣的需要而走向衰落,由"语"体发展而来的专题说理散文成为人们发表学术观点的主要形式。     

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代的幛词

幛词"亦文亦词"的文体形态和固定的行文格式,使古今文人学者对其文体归属持不同观点,或归于"文"类,或置于"词"类.幛词的四六序和词体部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独特的文体特色.作为明代常用的颂贺文体,幛词歌功颂德的内容和雍容华贵的物质载体,是明代官僚贵族阶层交际礼仪、风俗人情的文化表征,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当时官僚贵族阶层普遍存在的虚荣、浮夸和好大喜功的社会心理.幛词虽为应酬之作,但具有文体创新意义及文学价值.从文体特性而言,幛词与启文、赠序文的文体功能最为接近.但二者的文体特色却大异其趣;幛词使用的范围较窄,仅用于喜庆场合,其语体以骈文为主,文体风格显得庄重典雅.     

历史意识在先秦时期的演进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 ,主要有三种类型 :西方式的、中东伊斯兰式的和东方中国式的。在中国式的历史思维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先秦时代无疑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段。中国传统史学后来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风格与特征 ,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先秦时代找到其蛛丝马迹。本文以先秦时期历史意识的演进为主线 ,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古人历史意识的系统梳理 ,以揭示中国式历史思维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缘由及其对后世史学的深刻影响。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先秦时期爱的伦理思想探析

通过对先秦时期儒、道、墨三家爱的伦理思想的历史考察,揭示仁爱——爱人、慈爱——爱自然和兼爱——爱天在先秦展开为一个合理的逻辑进程并表征为普遍的伦理观念。三家之爱兼括了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的所有形式,并扩展到自然、宇宙中,从而使先秦时期爱的伦理思想的内涵更加丰富。但是,爱的伦理观念在先秦并未独立出来并表述一个相应的伦理世界,爱都有所依附,这就带来了人们对人类最基本感情——爱的理解的困难。     

文体进化需要自由与自律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 ,巴赫金对狂欢生成体裁未作深入的论述。独裁性集权统治的压迫使巴赫金人生不自由 ,因此他才极端地追求“狂欢”在文体进化中的作用 ,认为狂欢有生成体裁的意义 ,即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过度推崇的原因是受到了一元的个体生存方式、社会政治生活和文体形式等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式压抑。事实上 ,人的狂欢 (社会的狂欢 )与文体的狂欢对人、社会、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都各有利弊 ,狂欢的巨大价值是对旧有秩序的改良与改革和解构与颠覆 ,由此也会带来只破不立最后导致整体混乱的结果。因此 ,在文体进化中强调正确处理“文体自由”与“文体自律”的辩证关系十分重要。     

“龙虎榜”与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演进

“龙虎榜”的录取过程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一次代群承传提供了最佳机遇,“龙虎榜”是中唐文体文风改革思想承传的一个联接点。陆贽、梁肃等人继承了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的文体文风改革思想。进一步形成了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通过贞元八年（792）的这次科举取士被韩愈等人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才有了文体文风改革运动的发展高潮。文体文风改革思想的发展从陆贽、梁肃传至韩愈、李观等人已日臻成熟。     

《字汇》释字体例对现代字典的影响

《字汇》是形义派字典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字典。它与《说文解字》、《玉篇》等字典共同对后世字典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在释字体例方面,《字汇》更有着特殊的贡献。在收字方面实行“正俗兼收”的原则;附录第一次达到全面的程度;字形严格遵循收字原则;注音一依《玉篇》,又有所发展;释义源流并蓄,但更重支流,读音义项比《玉篇》更加丰富。     

"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综述

屈原曾经受到先秦诸子的深刻影响,对此前人已作了不少有益的梳理."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主要呈现三种倾向一是认为屈原归属于先秦诸子的某一家;二是认为屈原兼具先秦诸子思想;三是认为屈原兼具百家而后自成一家.学者学术视野逐步由封闭、迷信走向开放、求实,研究思路正在不断扩大.     

程颐《孟子》学探析

程颐深刻、系统地阐发孟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揭示孟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为《孟子》升格为经提供了学理依据,使之成为理学不可或缺的根基。他学习先秦儒家宗师的经验,摈弃沉溺章句训诂的旧习,以独抒心得的"讲习"方式贯彻"明道"优先的原则,开创了以义理说经的新学风。他提出先读《论语》、《孟子》的治经次序,为突出《孟子》的经典地位、扩大儒学基本理论的传播,开启了一条简捷有效的新路。     

论读者参与创作小说的后现代叙述——以西西与卡尔维诺的想象文体为例

读者互动参与创作,这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趋势.西西的小说召唤读者积极参与幻想,形成了想象增殖文体.她在卡尔维诺基础上创新,共同之处在于组接故事片断,故事增殖发展;不同之处有三:一是"蝉联"主位推进和"递归性"增殖的差异,二是艺文互涉与文本互涉的差异,三是读者主动和与被动参与的差异.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