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中的“载×载×”

一“载”,究其本义,《说文解字》说:“载,乘也;”从车本声”。这明确地表明,“载”是一个形声字,它是以“车”为义符,以“哉”为声符,其本义从“车”而得“乘”意。最早文献,见诸《易·大有》,其文为:“大车以载”。然而,语言的发展,词义出现引申,人乘为“载”,而物乘也可以是“载”,如《诗·正月》“载输尔载”。再由此,乘坐之具也成了“载”,如《书·益稷》:“予乘四载”。更由此而产生“承”义,如《易·坤卦》“君子以厚德载物”;“事”义,如《书·     

从“歃血为盟”看华夏崇拜

观察古代中国的结盟仪式,大致具有以下特征: “盟”总是以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大致“对等”为前提。《周礼·司盟》:“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这是就地位对等的邦国之间而言,《左传·昭十三年》:“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杜注:“六年一会,十二年一盟。”这里,“朝”特指晋见天子,“会”则指诸侯相见。“再会而盟”显然是诸侯间的会盟,属于平等(尽管有爵位高下、国力强弱之分)的彼此间的外交事务。《谷梁传·僖五年》“尊则不敢与盟”是其证。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白居易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旧唐书·元白传评》载:“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清冯班也说:“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至元和、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由此可见:元和年间是唐诗大变的重要时期,而这大变的主盟者,则应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内的韩愈、孟郊、李贺、刘禹锡等元和诗人。对唐诗大变的主盟者——元稹的诗歌,     

释“艻”、“棘”

吐鲁番东,往哈密去的路上,有一古城,《北史·高昌传》作“白棘”。《魏书·唐和传》作“白力”。《北史·唐和传》又作“白力”。《梁书·高昌传》作“白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作“白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王式至交趾“树芀木为栅”句,胡注:“昔尝见一书从艸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今吐鲁番出土文书,自十六国到唐代,皆书作“艻”。究竟“棘、力、艻、刀、芀”诸字的关系如何?如果命名诸字,毫无关系,可否怀疑为异城异名?如果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形体的文字之间的语言内部联系,说明了命名诸字的关系密切,那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上述假设,从而论证其为一个城市命名的不同书写形式(当然还要根据史实,相互验证)。     

现实很薄,记忆却无边无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开栏感言

翻开四卷本的《辞源》,找不到“民间文化”这个词条,或可曰,此书所载甚早。翻开《辞海》,也不见“民间文化”的词条。那么,看一看每隔两年都要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又怎么样呢?同样没有!辞书不载的意义自该人人明白。有人说,民间文化多少年来被主流文化边缘化了,或者说,一直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错!民间文化多少年来都没有进入“文化”的视野,或者说,一直都没有被承认是“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以文字为代表的正统文化,我们所说的有没有文化,也是以认字的多少作为某一标志的。民间文化常常不被载之以文字。既然不被文字承认,当然也不会为文…     

文字学与文字学史义诠

一、关于文字学 1.什么是文字学。在我国,“文字”这个名词是后起的。“文字”本叫“书”、“名”、“文”或“字”。《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①这里的“书”就是指文字。《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或曰:古曰名今曰     

游记文学纵横谈

一我国的游记文学,古人已经勾勒出一个上限:“山水之名,始于《禹贡》,嗣载《山海经》、《十洲记》等书。若郭景纯之释《尔雅》,郦道元(?～527)之注《水经》,盖亦略疏艮坎,弘长风流。逾乎后代,荟萃成编。”这说明从传统角度看,我国游记文学源远流长。我们不能否认,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这一段,《诗经》已有“游以北国”“驾言出游”的记载,但《诗经》中更多的接触到山     

《国榷》广西史料讹误例

《国榷》,编年体的明代史书之一。作者谈迁,明末清初人。此人认为当时诸本编年明史多忌讳失实,讹陋肤冗,于是旁搜博采,拾遗弭阙,参以己论,摭拾成编。又自以为于“事辞道法”,都经过“句榷而字衡”,乃名其书曰“国榷”。今人评是书所载万历以后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史实,为他书所不及;又未遭清人窜改,故史料价值较高,只叹其文字过简。近日笔者将此书中有关广西部分的史料抄纂成册,知其中所云,亦有《明实录》及他书所未载,     

秦诅楚文考释——兼释亚驼、大沈久湫两辞

上篇释文诅阻豫切,御韵。又音阻,语韵。字亦作謯,咒诅也。《小雅·何人斯》:“以诅尔斯”,《释文》:“以祸福之言相要曰诅”。《书·无逸》:“否则厥口诅祝”,《疏》:“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谓诅祝,请神加殃谓之诅。《周礼》春官之属掌盟诅之祝号”。古者出师,必底敌人之罪于神,如武王伐纣,底纣之罪于皇天上帝。诅楚者,(?)人以祸福之言,相要于楚、齐、诸侯三晋诸神,令加以诛讨,以咒楚齐之盟,求胜之也。诅楚文或题曰秦祀巫咸文(《集古录》),或曰秦誓文(《西溪丛话》),或曰巫咸碑(方勺《泊宅篇》),而题诅楚文者为最多。其文凡三篇,题曰《诅楚》,分题三篇曰湫     

释“艻”、“棘”

吐鲁番东,往哈密去的路上,有一古城,《北史·高昌传》作“白棘”。《魏书·唐和传》作“白力”。《北史·唐和传》又作“白力”。《梁书·高昌传》作“白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作“白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王式至交趾“树(艹刀)木为栅”句,胡注:“昔尝见一书从艸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今吐鲁番出土文书,自十六国到唐代,皆书作“(艹力)”。究竟“棘、力、(艹力)、刀、(艹刀)”诸字的关系如何?如果命名诸字,毫无关系,可否怀疑为异城异名?如果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形体的文字之间的语言内部联系,说明了命名诸     

关于“书帕本”的补充材料

余著《从<金瓶梅词话>看明代的书帕本》(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一九八七年第四期)既竟,复于其他明人著述中得到几则材料,兹迻录于下。《欢喜冤家》(一名《贪欢报》)第二十回载有“屈辱十八事”,其一即“仕途包封书帕”。又《醉醒石》第四回“先生只贪得个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松花江、嫩江、呼兰河考释——与夏家骏同志商榷

我国东北地区的许多地名、山川名是以民族语命名的。今天研究这些名称的来源及其演变,是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工作。夏家骏同志的《松花江释名》一文(载《地名知识》1981年4、5期合刊。下简称《释名》),用日人白鸟库吉和小川裕人的观点,认为松花江、嫩江、呼兰河皆“以水色而命名”,嫩江源于女真语,义为“碧、青”;呼兰河古名“忽刺温”,源于蒙古语,义为“赤”;松花江源于女真语,义为“白水”、“白河”、“白江”。此外,作者还列举了一些其他材料,以证明其结论。事实上,这些结论都值得商榷。     

声音的分量──读《世纪之问》随想

书名:《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编著:李辉应红出版者:大象出版社李辉、应红的访谈集《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今年４月份出版（大象出版社），我是６月份看到的。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近来以“世纪”命名的书或丛书太滥了，何必赶这种热闹；再说，“世纪之问”这题目太大了，一本书中能有几个“世纪之问”呢？我曾经阅读某种“大文化散文”，得到一个反面的“经验”：总想从“大”处着眼，往往内容就难免“空”，材料就难免“假”，读起来“水”得很。所以，我很担心《世纪之问》也是一本“水”书。然而，《世纪之问》中的十…     

“女书”之源不在楷书——“女书”源流考之一

“女书”系指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近邻一带妇女中的一种汉文异形字。这种文字,史书不载,方志不述,当地碑文、居民族谱中无一蛛丝马迹,其历史渊源人们莫知所出。近几年来对“女书”感兴趣者日众,探索“女书”渊源的论述日多。或作为楷书的变体字;或作为参照楷书创制的独特文字,或作为古汉字一文的遗留;或作为六千年前母系氏族文字的孑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论述较多,流传较广的,以“女书”源出楷书之说为最。笔者打算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正于诸大家。     

尹珍的乡里及地名遗迹考

最早有史籍记载尹珍事迹的当推常琥撰著的《华阳国志》。其《南中志》载：“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以生于遐裔，未渐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才，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青，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这两段文字中，语法完全相同，最末一句连文字也完全相同．史称：范晔修《后汉书》时，“广集学徒，博览群书”。象《华阳国志》这样颇负盛名的地方志，是不能不把它作为重要的资…     

“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究作何解?

《墨子·天志上》称:“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这句话每被藏书史研究论著引用(如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以作为战国时期私家藏书丰富的证明。这些论著把“载”字理解为“装载”,复把“书”理解为“藏书”,遂释为“今天下士君子之(藏)书不可胜(装)载”了。按此似不确。从上下文义讲,可有二种解释。(1)所云“书”不     

《诗经》“载…载…”式初步考察

《诗经》中“载……载……”式,共二十二例(除去相同者)。在《诗经》一书中出现频率如此之高的句式并不多见,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这种句式姑且称之为“载A载B”式。这种句式,就内部结构而言,“A”、“B”词性相同,均为动词或形容词;词义也是相互联系的。“载A”、“载B”为并列关系,一般可以逆置而语义不变。尽管如此,“载A载B”式亦可根据语法关系分为三种类型: 甲类:近义式。这种类型“A”和“B”词义相近,浑言则同,析言有别,合起来表示同一动作持续不断或强调这一动作行为不同方面的特点。     

王仁俊的辑佚学成就

王仁俊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他的辑佚著作主要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经籍佚文》等。王仁俊辑佚方法和特点主要有:辑佚的材料来源范围广博,广涉经史传注;辑佚文各条之末,皆注明出处;辑出多条佚文时,在各条佚文下,常用“又”字;常常在篇末加“俊按”或“按”等按语,以考证或补充一些有关本文的问题。     

藏语gru语考源

藏语“船”gru()借自吴越语的“船”glu,中外汉藏语学者一直没有重视这一点。与藏语关系较近的嘉戎语“船”为gru,同样也是借自吴越语的。由于文字是记录语音的,所以吴越语中的glu有多种书写形式。如:东汉袁康《越绝书·三吴内传》:“越人谓船为须虑。”又作“(舟句)(舟鹿)”。魏张揖《广雅》卷九释水:“(舟句)(舟鹿):舟也。”《集韵》:“(舟句)(舟鹿):大艑也。”《艺文类聚》引《物理论》:“工匠经涉河海为(舟句)(舟鹿)以浮大川。”glu又作“(舟冓)(舟鹿)”。《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尽伏其精兵(舟冓)(舟鹿)中。”《北堂书钞》:“豫章(舟鹿)(舟冓)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