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活动中如何对待“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

在社会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学界对孔子的“亲亲相隐”论进行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肯定“亲亲相隐”论,并给予其重新解读。其反面“大义灭亲”则应当冷静对待。从伦理学理论上看,“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矛盾就是“孝”与“公正”的矛盾,需要在一个对“孝”与“公正”的关系有明确界定的、科学而成熟的规范伦理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够获得正确的答案。但当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还没有这样的伦理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康德的道德定然律令和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处理“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问题。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浅析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对古代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很大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法律价值和伦理价值，以期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     

论亲亲原则与完备德性--与刘清平等老师商榷"亲亲相隐"的合理性问题

“亲亲相隐”的讨论在哲学领域和法学领域有所不同。哲学上 ,它与终极关怀意义上的完备德性原则相悖 ;而法学中 ,司法过程必须充分考虑到“亲亲相隐”的现实性。“亲亲相隐”的基础是“亲亲为大”的“亲亲”原则 ,这种原则只是人生的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原则 ,应该在反思后 ,进行超越。以情感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道德序列 ,现在 ,应该颠倒过来 ,建立以信和智为基础的新道德。     

重新审视亲亲相隐制度

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源于儒家思想,其合理性基础是人性的根本需求,当行为人面临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冲突时,法律是不能强人所难的。顺应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之需要,解读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价值蕴涵,并借鉴国外刑事法的相关规定,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亲亲相隐制度的批判与借鉴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我国法律中存续两千多年。作为我国封建法制的一部分,亲亲相隐有其固有缺陷,但也有合理性,我过现行立法将其全盘抛弃是偏颇的,应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借鉴。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人权价值

文章从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入手，着力研究“亲亲相隐”制度的内在合理性，认为：在当代中国，如果要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信任度的提高，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明确规定亲属作证的制度规范，改革中国现有的证人制度，加强证人的人权保障，实现程序法治。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在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决定的。该制度从自然伦理层面看,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从社会伦理层面看,体现了经权相济的思想。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建立现代的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论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刑事立法价值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有经济、伦理、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根源。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刑事立法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刑事法制中适当引入“亲亲相隐”制度，这既是继承我国法制传统中相隐制度的合理成分，也符合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