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碳成本核算及低碳贸易政策研究

利用改进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1998-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碳排放成本进行定量核算。研究表明,我国进出口贸易引起大量的隐含碳排放,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隐含碳排放量大幅度增加,贸易碳成本急剧增加。对2002年和2007年的21个部门的贸易净出口隐含碳分析,可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化学工业等部门是造成我国隐含碳顺差的主要部门。针对我国贸易碳成本问题,应从能源结构及贸易结构两个层面制定相关节能减排的政策。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对比分析

利用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在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测算全球189个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进出口情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地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流动趋势与行业特征.研究发现:1)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主要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进口地,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则是主要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地,2000—2015年发展中国家(地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不断增长,2015年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全球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总量的95％左右.2)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地区)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新加坡、法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隐含碳净出口比重在50％至90％以上.3)从行业上看,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发达国家(地区)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均主要集中于电、煤气和水,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物产品,运输业,采矿和采石,电气机械等行业,主要行业的中间产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流动多数高于最终产品.发展中国家(地区)替发达国家(地区)承担着全球主要的碳排放生产者责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隐含碳流出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低碳发展刻不容缓.     

中国区域碳减排责任分摊研究——基于共同环境责任视角

区域间碳减排责任分摊,是制定节能减排政策的一大关键难题。为合理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区域间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进而按照共同环境责任原则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比重。在此基础上,将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逐年进行区域分摊。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存在由资源富裕区域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由沿海向中部区域转移的基本特征;2006—2020年中国累计应减少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增加;中部地区分摊的减排任务最重,京津区域减排任务最轻。为实现总体减排目标,国家应对中部、西北等区域进行财政补贴,鼓励其调整产业和贸易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应激励东部沿海区域对能源富裕区域进行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     

几种减排方案对宏观经济及碳排放的影响——基于贸易自由化背景的模拟分析

近年来,有关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利用GTAP-E模型对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不同减排方案的宏观经济和碳排放影响进行预测模拟。结果表明,"附件Ⅰ减排"和"全球合作性减排"的总量管制模式是以牺牲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的,而作为灵活机制的"全球碳排放交易",对全球总量减排效果最为明显,同时对全球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对中国而言,较之其他减排方案,"全球碳排放交易"将促使附件Ⅰ国家将减排压力、资源配置损失向中国转移,导致中国碳排放量增加的同时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总量明显下降。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参与"全球合作性减排"对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更为有利。     

“生产—消费”双重负责制下的贸易碳损失核算及碳排放责任界定研究

利用改进了的投入产出模型,在"生产-消费"双重负责制视域下分别计算2002、2005和2007年我国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及其差额即碳损失值,并计算具体部门的碳损失情况。结果表明,两种角度下我国隐含碳排放都有了明显的增长,碳损失值也变化巨大:由2002年的1.75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5.41亿吨,增长了3倍之多,其中,2007年高耗能行业和出口制造业所产生的碳损失占总碳损失的75.8%。因而建议从消费者负责制视角重新界定碳排放的责任,为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下，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7个行业的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及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相比后向参与度，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提高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弱。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服务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制造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更加明显地抑制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对冲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碳排放的消极影响。此外，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显著增加出口隐含碳排放，但不会明显抑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减排作用。技术进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降低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而且能够产生放大全球价值链升级减排作用的调节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加快实现减排目标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测度与时空分析

利用MRIO模型对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在2002-2011年间的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我国农产品出口、进口隐含碳排放量总体均处于增长态势,且后者增速较之前者更快;农产品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逐年降低,自2003年开始成为碳排放污染转出国;我国农产品隐含碳排放与净出口隐含碳排放较大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隐含碳排放量相对较小。继而采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进一步分解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有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后提出优化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全方位监管“隐性”碳排放的国际转移;设定区域农产品生产环境规制级差,实施区域碳转移补偿制度等政策建议。     

基于隐含碳测算的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研究

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2002、2005和2007年我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并对相应的贸易结构进行了优化分析。我国是国际贸易中的碳污染转入国,且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和金属产品制造业等少数几个高隐含碳排放产业,而这样的贸易结构不利于降低碳排放。为改善现有的贸易结构,给出以下建议:鼓励发展碳污染转出产业以及因贸易而存在少量碳污染转入但顺差额较高产业的贸易;限制因贸易而导致大量碳污染转入且顺差额较低甚至是逆差产业的贸易。     

我国碳强度减排的实施路径研究

我国碳排放区域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已引起学者关注,并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在人均碳排放原则与2020年各省的碳排放配额预测数据基础上,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和碳排放量不均等的现实,国家应在区域间建立碳强度减排机制和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这不仅有利于缩小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实现公平目的,还能更迅速有效地实现我国碳强度减排目标。     

中国木质林产品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动态分析

以2002、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计算了我国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并应用LMDI分解法对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隐含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主要用于出口产品使用,中间产品消耗的碳排放水平比较高,在碳减排方面存在较大的空间。木质林产品行业隐含碳排放的拉动因素按其促进效应的大小依次为：经济产出、人口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则是抑制木质林产品行业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隐含碳分析

在世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低碳经济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随着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木质林产品的碳排放问题逐渐受到各国的关注。分析了中美两国木质林产品的贸易现状,从隐含碳的角度,运用投入产出法估算出近10年来中美两国木质林产品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并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对木质林产品贸易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经对比发现,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存在的隐含碳排放主要是由于贸易结构不合理、生产技术不先进、减排力度不均衡、缺乏国际合作等问题导致。提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等政策建议。     

基于技术异质性的中日贸易隐含碳测算及分析

基于中日技术异质性,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利用WIOD数据库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1995—2009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测算,测算中考虑了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碳排放。同时,采用SDA分析,对中日贸易隐含碳的变化进行了因素分解。测算结果表明:从1995—2009年,在中日贸易中,中国出口隐含碳从40.78Mt增长到152.78Mt,进口隐含碳从12.25Mt增长到66.87Mt,净出口隐含碳从28.53Mt增长到85.91Mt。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在1995—2009年期间,对于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的变化,规模效应促使了隐含碳的增长,技术效应促使了隐含碳减少,结构效应影响比较小。     

碳排放、贸易结构与产业转移研究综述

对于碳排放、贸易结构和产业转移的关联性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在碳排放与贸易结构上,涉及贸易结构中碳排放的测算、碳排放与贸易结构之间的交互影响和碳关税政策对贸易的影响等;在碳排放与产业转移上,涉及碳排放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综合作用、我国产业转移中低碳化路径等。据此,形成碳排放、贸易结构和产业转移三者关系的研究思路,并指出未来可研究问题主要表现为减排指标的合理性、贸易过程中碳关税的合理制定、碳排放对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测算。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已成为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而替进口国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碳泄漏的发生。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2002年和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分别核算国家及部门层面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情况,分析进出口排放较多的重点部门,探讨由对外贸易引起的碳排放责任的归属,最后为得到更加合理的减排方案及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我国碳减排责任分配优化研究

随着全球碳减排呼声的不断高涨,碳减排责任的合理界定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对"生产者负担"、"消费者负担"、"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三种原则下的碳减排责任分配方案的比较研究,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出公平合理的碳减排责任分配模型。该模型充分考虑到了碳减排责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及国际贸易对碳减排责任测度的影响。最后利用优化模型对我国的碳减排责任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实证结果给出了相关的减排建议。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哥本哈根会议目标下中国行业实际减排潜力研究——基于2007年中国能源—碳排放—经济投入产出表的最优化模型

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能源—碳排放—经济投入产出表建立了投入产出优化模型,从行业减排角度,按照哥本哈根会议目标下的二氧化碳减排约束,假设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8%和7.5%时,测算国民经济各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潜力。它不仅受各行业碳排放系数影响,也与各行业对GDP的贡献率有关。因此,应该大幅增加碳排放系数较低的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其产出调增幅度应随着碳排放减少和经济增长率减缓而加大。与此同时,碳排放系数较高的重工业产出应该调减。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在不损害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各决策部门合理确定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以实现碳排放减缓目标。     

基于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研究

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问题是碳交易的基础,也是真正落实国家和地区减排目标的关键。基于信息熵和玻尔兹曼熵,提出一种新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该模型基于公平、有效和可执行原则,考虑各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发展需求,以行业内企业碳交易成本最低为目标,将区域碳排放总量分配给各个企业。以昆山市张浦镇为例,采用2012年和2013年数据,进行2013年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并与2013年实际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基于信息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行业间分配,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符合各行业减排责任、能力、潜力和效率;基于玻尔兹曼熵的行业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奖励了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了低排放效率企业,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     

隐含碳排放视角的福建省外贸结构优化研究

经济贸易的低碳化发展趋势为福建省外贸结构优化提出了新的课题。利用单区域的投入产出模型,估算福建省各对外贸易产业的完全碳排放系数及隐含碳排放量;并基于福建外贸结构中少数贸易部门占据了大部分的隐含碳排放、对外贸易偏向于隐含碳高排放产业的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碳效应分析

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诸如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通过各类服务业的主要能源消耗量估算了1990～2016年中国各服务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利用各服务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运用价格指标法对中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状况进行具体测算,以服务业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从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规模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低水平的贸易开放无助于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反而会增加碳排放量,同时贸易规模的扩大也会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各服务行业的贸易开放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存在差异,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贸易自由化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大,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次之。因此,要降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调整产业结构与贸易开放结构,控制不同行业的贸易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并提高各服务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