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人类学对芬伯格困境的超越

芬伯格与技术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论两个阵营间的唇枪舌战表明,如何统一和消解本质主义技术观和社会建构主义技术观之间的对立是当前技术哲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通过身体中介或者活动棱镜的引入,技术人类学将技术界定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技术变化看作是以活动为基础的表现,并将技术活动及其语境看作是意义之源。由此,技术人类学将人与物铸造成一个更为紧密的社会技术系统,从而为超越芬伯格困境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不过,如何摆脱由于参与观察法的引入而带来的认识论难题以及如何消解循环论证的嫌疑,仍是技术人类学今后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相关概念辨析——兼谈学术流派与国家传统的关系

英国人类学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塑造的。与美国四分支的"文化人类学"相比,英国人类学总体来说对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关注更为突出,并因此在很多时候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尽管很多学者在使用中有随意切换的倾向,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英国社会人类学"和"英国人类学"绝非同义语,辨明其间的差异、弄清混用的原因对于深入研究来说很有必要。     

"设计者谬误"与前反思自身觉知——论技术人工物道德化设计的身体现象学基础

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理论以"劝导技术"和"助推技术"为其主要实践进路,通过对技术人工物的道德化设计,达成对身体行为的道德化引导.但维贝克把技术人工物道德功能的实现归结为技术意向性和技术设计,致使他无法解释产生"设计者谬误"的内在根源.通过身体的前反思自身觉知维度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把身体意向性看作是技术人工物道德化功能之实现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也能够找到导致"设计者谬误"出现的身体现象学根源.因而,基于身体现象学的技术设计进路不仅需要把对物的设计和对情境的设计结合起来,而且也要把对技术设计的反思和对技术使用的反思结合起来.     

艺术人类学与生命艺术

艺术人类学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艺术,重视本土观点,强调主体性、互主性,突出形气神圆融,彰显物觉和神韵的统一,追求生命艺术的境界。     

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及新进展

物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物与人的关系将更加复杂。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物质革命的时代,以物的实体作为分析主体已无法满足研究需要,对物的研究视野和方法需要有所创新。近年来,人类学在物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皆有新发展,从物的实体深入到物的物质性,并把它作为物的研究的主体,探讨物质和形式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与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影响。     

物·符号·身体:鲍德里亚《物体系》的关键词解读

鲍德里亚的《物体系》以物、符号及身体三个关键词共同建构他的原初思想语境。"物"通过符号学为中介幻化为物体系内的符号,意图消解马克思"物"的使用价值;"符号"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不断被编码交织成为符号之网,价值在符号体系的差异化运作中展现,试图解构马克思"物"的价值;"身体"为精神分析学编码心理,于是"身体"成为资本开发符号消费场域的中心。鲍德里亚《物体系》中的物被符号中介虚化为同质代码,符号成为资本的统治工具建构身体的无意识消费意象,使身体成为消费的新场域。     

人类学之“感”

感官是人与其周遭世界沟通的通道,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包含生理和文化两个面向。感官这一普遍机能,在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人群对中的分类、概念、理解都大相径庭。感官内部也存在着等级和分野。人类学以此感官的文化面向为焦点展开研究,取得成效的同时,但仍需面对"身心二元"与"感官分野"的困扰。     

“身体”的理论旅行——从“文化研究”到“理论之后”

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力求通过反思文化研究的分析模式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如今,"理论之后"渐成指向理论社会实践的代名词。身体在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中的功能不同:文化研究探寻身体背后的社会意味,"理论之后"则更看重身体的生理性;文化研究中的"身体"指向了权力分类和冲突,而"理论之后"的身体则强调了社会"团结"。立足于上述两种身体,反观"理论之后"有关理论实效性的种种设想,主要表现为理论的有用性和理论隐喻性、理论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都关乎意识形态策略,其理论背后有着具体的意图。     

从“物感”到“知觉”——刘勰与梅洛-庞蒂心物观比较

"物感"和"知觉"分别是刘勰和梅洛-庞蒂美学观中的重要理论范畴,两人都主张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交往模式的主体间性。刘勰的"物感"理论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在"神与物游"的高潮阶段实现心物的统一;梅洛-庞蒂在构建"知觉现象学"基础上,提出"身体—主体"的审美主体概念,使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实现"可逆性"的"交织",进而克服心物的二元对立。但二者在根本的思维方式和具体的理论路向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性。     

湘西苗族丧葬仪式中的灵魂信仰与象征表达

"哒夹"和"哒汝"是湘西苗族由来已久的灵魂信仰分类,前者被视为危险和污染,后者则具有庇佑功能,是洁净的表达。苗族人在社会生活中对灵魂信仰表现出无限崇敬和畏惧,并付诸于实践的种种行为,是社会分类和社会分工的直接体现,形成了一整套基于灵魂信仰的社会分类体系和解释规范,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折射出社会结构的有序存在。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象征人类学视角对湘西苗族丧葬仪式中的灵魂信仰与象征意义进行阐释。     

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均对政府满意度有正向显著作用,但是,受民众期望不一致的影响,社会公德感对政府满意度有负向显著作用;社会公平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信任感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信任感在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均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在"个人—社会—政府"的塑造路径下表现为:私人道德感→社会公平感→政府满意度、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政府满意度。同时还发现,社会公德感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社会信任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公德感之间均存在遮掩效应。     

社会思潮研究

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社会思潮十分必要,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会么是社会思潮、研究社会思潮的意义、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位置、社会思潮的分类结构、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与传播、社会思潮的功能等问题。     

技术中介经验的自身觉知——对伊德技术哲学的现象学批评

技术中介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刻画技术中介经验中的自身觉知,伊德的“准透明性”概念针对的是这一问题,其结构是“放大/缩小”,强调技术物质性和感觉身体,但是伊德所述的自身觉知是一种对象式的自反觉知,并没有真正地说明前反思经验中的自身觉知.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中知觉经验的实践意向性出发,可以阐发一种现象学视角下的技术中介,技术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实践任务规范,技术经验中的自身觉知指的是对主体与作为规范的技术本身之关系的意识.     

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相关问题

基于对人类学的哲学思考——人类学的发展正在经过"肯定—否定—肯定"的指向发展,依据"总体人类学"的学科分类,人类学学科的科学知识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也有社会、人文科学的性质;如果必须在科学性质上对其进行分类,总体原则只能是依研究者所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鉴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重要性,对"ethnography"与"ethnology"作定性说明很有必要。     

涂尔干的人类学研究及其社会学旨趣

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原始分类》中 ,贯彻着一种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达到对其社会学观点的说明的思路。他通过对澳洲以及其它一些原始部落的社会结构和宗教崇拜形式的人类学分析 ,得出了宗教是社会团结得以产生的始作俑者 ,而宗教本身又是社会的安排 ,所有的知识形式都是社会功能需求的结果的结论。     

乡土人类学研究回顾（上）

从西方学者试图借乡土社会把握中华文明以来,中国本土学人面对中国农业社会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出现的危机,以"乡土关怀"为核心,形成了各有差异的理论视野或概念框架。其间,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学术的反思、传承与超越,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社会研究必将突破各种理论和范式的束缚,迈入新的阶段。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与当前"三元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结构的论述主要采取的层次和要素分析法,对于今天分析特定历史时期下产生的"三元社会"也一样适用.通过社会结构层次和要素分析法的方式,论述了社会整体结构,得出了考察社会体制与制度是考察社会结构的有效途径,并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从社会体制与制度角度论述当前游离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夹心层"即"三元社会",呼唤着新一轮的社会体制与制度改革.     

媒介与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认同

群体身份是个体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来源。由于受到制度与非制度性因素的排斥,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建立起积极的社会认同,造成自我身份感、价值感和意义感的丧失,导致他们心理上与城市社会的疏离和对抗。通过分析媒介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认同中的影响机制,探讨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分类、建构身份意义和自我类别化过程中起到的功能与作用,说明其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重要影响作用,促进媒介发挥社会功能,承担好社会责任。     

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公平感调查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公平感则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心理变量.对珠江三角洲地区820位普通公民进行的"公民公平感"调查结果表明,在所反映的社会公平问题中,贪污腐败、医疗费用和住房费用是现阶段被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列为最缺乏社会公平感的三大问题,公民有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政府的心理倾向:所揭示出的问题可以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制定"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服务政策,调整政策制定导向和服务导向提供依据.     

流动人口社会距离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苏浙沪为例

以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为基础,认为社会距离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具体社会生活中体验到的一种身体化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流动人口社会距离指数,对苏浙沪三地流动人口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上海流动人口社会距离最小,江苏次之,浙江最大;住房性质、流入时间和社会交往网络等因素影响较大,同时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