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与下属交往策略:以容美田氏为例

以容美土司为例,揭示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与下属官员的交往策略,藉此反映民族地区权力网络的复杂性及土民权力认同的心理基石。容美田氏土司一是用功名利禄调动土官的积极性,二是依靠个人魅力增强认同感,三是利用文化功业与物质利益来维护统治。通过容美田氏土司争袭事件,阐明土官在土司权力运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滇东南地区土司与封建王朝的关系

明清两代封建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对滇东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土流参治和改土归流,但由于当地土官的势力强大,外来流官实难立足,土官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从中可以看出土司与封建王朝之间存在着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自立土司”研究

明清时期,鄂西南、渝东南、湘西等土家族地区都有自立土司。从产生途径看,可分为强宗大族自立、土司侵占自立和土司分化自立三种。自立土司模仿合法土司对辖区进行社会治理,与合法土司消极互动,同时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征调等格外积极,部分自立土司还因各种原因得到中央政府承认。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司的图存方针及其启示

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司面临着严重的存亡问题,其时,相继承绪的五位司主采用了一致的图存方针。这就是审时度势,尽量避免卷入战争。容美土司采用这种方针虽然是为了容美土司上层的利益,但有其不得已的背景,并且客观上有利于容美土司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容美土司人民不断丰富创造土家文化,也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容美土司的这种图存方针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揭示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规律,具有新的深刻启示。     

从《容美纪游》看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

容美土司不仅是湖北地区土司的霸主,也是湖广地区的四大土司之一.正史中有关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记载较多,而对于土司内部的关系却存在记载的缺失.<容美纪游>对容美土司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有较为详实的记录,是研究容美土司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容美土司曾经采取了"订立盟约、联姻和亲"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增强了自身的实力,维护了领土边境的安全.该策略在<容美纪游>中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可以印证.     

论容美土司文学的国家认同意识

容美土司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美学内容,是土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起云涌的社会面貌,而且在皇帝景从、王朝认同、"正朔"守望、美政向往以及对于土司制度的否定等方面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通过容美土司文学研究包括国家认同感在内的民族心理方面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土兵优抚政策研究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土兵优抚内容包括现役将士优待和伤亡将士及家属抚恤。优抚政策主要由兵部、户部和礼部协同执行。这些优抚政策的施行,有着严格的程序,包括优给优养、亡故将士抚恤以及优抚待遇与时限等。优抚政策的执行,对明清两朝土司土兵战斗力的增强、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论容美田氏土司诗人群对唐诗的接受

容美土家田氏土司诗人相当尊崇唐诗。他们或尊诗仙、学诗鬼、模义山;或模范边塞诗、拟作闺情体、寄情山水田园。这些土司诗人群对于唐诗的接受,与汉文化中心论、晚明时代文学思潮影响、土家文化与汉文化的共同性、土司诗人自身个性与遭遇有着密切关系。     

“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因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体制方面,实施"多轨制";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体现"差异化";三是在司法制度方面,注重"变通性"。地方土司政权的"因俗而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得以实施。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因俗而治"的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凡无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风俗习惯可"因俗",而有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各种制度则不能"因俗"。"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其显著:既推动了边疆土司地区的内地化,又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渐进化。明清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是适合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民间的力量: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的演变——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考察中心

改土归流既有土司的一面,也有土民的一面。从土民的视角来看,改土归流虽是国家力量对土司地区的变革,但这一变革并非单向,土民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也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土司阶层的改土归流还是土民阶层的改土归流,土民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忽视来自民间的力量。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既有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也有土家族文化在汉文化强势影响下的自我传承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土民社会并未彻底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土家族文化也并未完全整合进汉文化当中。应多关注改土归流历史进程中土民的选择和土家族文化传承与延续之间的关系。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兵参加军事战争的影响

明代西南地区各地土司兵参加中央王朝组织的军事战争活动,不仅维护了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而且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但在政治制度、财政经济、社会危害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     

清代鄂西与川边改土归流之比较研究——以容美土司与德格土司为例

土司制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管理策略,因而改土归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代的改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实施存在着地域、民族间的差别。从鄂西、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运动来看,二者同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改流的背景、目的及影响却大不相同。以史为鉴,鄂川两地改流的比较研究或可为我们当前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三棒鼓”研究

"三棒鼓"是土家族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流行于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技法。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统治兴盛时期,在土司制度下,"三棒鼓"在表演、内容、结构、音乐以及唱腔等方面都保持了土家族传统特色,后来又融合了土家族戏曲、民歌等素材,逐渐形成具有土家特色的说唱艺术。明清土司统治时期的文化制度为土家族"三棒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土家族"三棒鼓"的革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社会的城市化特征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空前兴盛.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其社会形态也发生很大变化,在居民结构、社区布局、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区的社会阶层与等级——以永顺宣慰司为例的历史人类学观察

通过对新发现的明清时期金石碑刻内容的剖析,发现湖广土司区社会分层结构主体是纺锤形的,八个社会阶层与四个社会等级在该结构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等级构成土司社会的缓冲层与保护层,第四等级萌动的替代性社会流动彰显了土司社会的发展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