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厌讼文化考

传统中国的“厌讼”现象及其原因作为一个法学、文化学问题已经被学界关注多年。但不知应遗憾还是欣慰的是,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厌讼”心理的存在是“厌讼”现象的关键原因。然而,如果我们放弃用当今理论或术语去剪裁古典社会的做法时,我们却发现了一种别样的情形首先,传统中国虽然存在几乎不到官衙解决纠纷的现象,但却可能不存在今人所谓的“厌讼”现象;其次,传统中国民众之所以不到官衙诉讼,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而非部分学者所说的那样单一。     

黔东南苗族传统诉讼心态与当前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

在传统社会中,苗族民众的诉讼心态是以＂厌讼＂为主要内容的。苗族民众的＂厌讼＂心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厌讼＂心态具有巨大的心理惯性,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必须要适度考虑传统＂厌讼＂心态的历史影响以及当下民众的诉讼心态的现状。     

民间调解·诉讼·法治

民间调解和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两个主要手段,但二者在解纷方式、社会效果等方面却有较大不同.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和诉讼,以及它们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法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民间调解的困境和出路探析

作为调解的一种重要形式,民间调解曾经在纠纷解决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国进入“诉讼时代”后,民间调解受到压制和质疑,面临困境。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诉讼已不堪重负,构建包括民间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意义重大。本文分析了造成当前民间调解困境的诸多原因,探索了社会转型期民间调解重构的路径与方法等,使其与诉讼方式相得益彰,以发挥民间调解应有的不容忽视的优势和作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中国古代非必要诉讼研究： “厌讼”观反思

中国自古就有厌讼的传统,这一观点被广为认同,但“厌讼”一词有其自身的缺陷,“非必要诉讼”是对“厌讼”一词的矫正。非必要诉讼是指在案件社会结构的影响下,争端当事人作出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一种选择。     

民间调解·诉讼·法治

民间调解和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两个主要手段,但二者在解纷方式、社会效果等方面却有较大不同.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和诉讼,以及它们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法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中国人“厌讼”心理的历史分析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由“无讼”导致的“厌讼”心理 ,则构成了国人逃避诉讼、私下调解的深层心理根源。本文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体制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人“厌讼”心理产生的根源 ,或可为研究如何消除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一定的帮助     

浅析少数民族民间调解——以少数民族民间民事纠纷为例

在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调解以一种古老并行之有效的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化解纠纷，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到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民间调解在处理案件游刃有余的同时，也显露出一些不足之处。正是这些不足，使得民事诉讼陷入被利用的尴尬局面。     

清代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研究

"调解"在古代被称为"调处"、"和对",最早可追溯至西周,至清朝调解制度臻于完善,通过大力的推行调解息讼,把公权力和社会力量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并由此将民事关系的调整纳入了国家权力涵盖的范围内,使调解息讼成为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民间纠纷解决的最好方法。所以对于清朝调解制度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一个高度完善的缩影。     

论我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调解制度

传统调解制度是我国古代实现“无讼”理想境界的一种司法制度。依调解主持人身份的不同 ,可把其分为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和州县官府调解几种形式。传统调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除直接原因外 ,还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它适应了小农经济基础和地域血缘关系 ,凭借礼与法的力量 ,有效地维护了“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 ,由此也给我们今日法制建设留下了负面影响。但作为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中的有益成分 ,对当今人民调解制度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法院委托调解

委托调解是对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工作适度社会化的新模式探索。法院委托调解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民间调解人指挥调解程序的背后是法院司法权的支持和支撑。委托调解虽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但因为调解程序的开始和调解结果都有法院司法力量的介入,法官裁决或命令的作出有时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法院委托调解中也应当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     

民间法在民事调解案件中的体现——以烟台某基层法院案例为切入点

在民事诉讼法中把法院调解确定为基本原则和一种诉讼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民间法作为调解依据具备了促成调解方案顺利、恰当达成的诸多优点。通过对三类案例中民间法适用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民间法是实然存在的,并且能够在国家法的规制范围内发挥其有利作用。由于民间法与民事调解有共同的生存背景和价值取向,民间法凭借自身的优势可以发挥衡平作用。     

中国民间“调解法”立法模式及制定

民间调解是当代替代诉讼解决纠纷(ADR)的重要方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仲裁、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国目前民间调解存在立法、运行、效力不统一和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各国和地区"调解法"立法经验,选择"调解法""仲裁法""审判法"分离立法模式,制定统一的民间"调解法"。中国统一民间"调解法"的制定要解决立法目标、特有原则、调解机构和调解员、调解协议效力、民间调解法与司法调解法关系等问题。     

中国传统"厌讼"观念辨析

"厌讼"是中国传统诉讼观念的一个主要表现方面."厌讼"以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内涵存在于共同的表现之下、观念之中.官吏阶层与普通主体的"厌讼"观念有不同的内涵与成因.     

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

彝族民间调解制度是彝区民间纠纷的传统调解机制,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本土纠纷解决资源。在肯定彝族民间调解制度对解决纠纷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文章在分析彝族民间调解制度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彝族民间调解制度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现代转型的具体路径,以期推动彝区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更好地为彝区的繁荣稳定服务。     

对民间调解与国家司法之间关系的研究

上世纪末以来,民间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它一方面减轻了法院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正确的把握国家司法和民间调解的关系,以便充分、正确的发挥二者解决纠纷的功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民间调解和国家司法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在实践和理论上,应该辩证的对待二者的利弊,以使民间调解和国家司法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纠纷的实践中,能够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无讼法律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最根本的诉讼观念,无讼思想支配了中国传统的诉讼历史并影响了中国整个传统法制的走向.无讼观念的内涵是解决社会纠纷时尽量避免诉讼.但社会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古代社会通过道德教化、乡里调解、官方息讼等手段来解决纠纷.无讼法律思想虽然具有许多消极因素,但在现代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来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中国厌讼传统再认识

长期以来,受儒家经典思想“和谐”“无讼以求”“无讼息争”的影响,学术界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很强的厌讼思想,认为中国民众具有强烈的“贱讼”“耻讼”“厌讼”的心理.但笔者经过长期对法文化研究之后,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并没有“厌讼”的传统,相反特别地喜讼,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厌讼”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界的认知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