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分类治理是现阶段国企改革的关键举措之一.文章以“国有企业分类治理”为研究视角,基于2010-2014年244家国有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检验了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进而提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设计思路.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高管薪酬与国有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但该结果在公益美国企样本中得不到支持,而在商业类国企中结果显著.除此之外,在不同类型国企中,国有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等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存在现实合理性,研究结论为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及其约束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导致了经营者约束的软化,加上国企高管与所有者利益的不一致引发了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缺乏有效监督情况下的高管权力扩大导致了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问题。本文以国企总经理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五十家国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国企高管超额薪酬实现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国企总经理领取了超过民企总经理的超额薪酬,并且国企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受到任职时间、政府投资力度、总经理股权、是否有政治关联、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职等因素的影响。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两个角度提出了约束对策。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已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涉及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但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日渐显现。本文主要从国企高管薪酬分布不均、国企高管薪酬与绩效脱节、薪酬管理失控、有效激励不足、薪酬考核体系不健全等方面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使国企高管人员的利益和股东（人民）的利益相一致。     

独立董事的海外背景与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高管薪酬契约角度研究了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如何发挥有效的监督职能。研究发现: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法制不健全的地区,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海外背景独立董事能够改善高管的薪酬契约,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它是法制等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替代性治理机制,也印证了近些年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引进海外背景管理人才的重要性。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研究

基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视角,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情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的创新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管薪酬的制约,即高管薪酬负向调节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拓宽了股东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等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以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为切入点,改善公司治理,制定与实施企业创新相关的政策。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改革适应新常态特征的路径

薪酬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影响到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我国商业银行薪酬体系建立在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经营规律的基础上。以往高经济增长的环境下,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大幅度提升,高管薪酬也十分高企。但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增幅下降、结构急需调整等"新常态"特征,这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特别是薪酬体系设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整体改革的推进,又为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薪酬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以市场价值规律作为确定金融企业高管人员薪酬定价基石;实行限制性股权激励与股票期权激励制相结合,实行绩效收回制,进一步完善延期支付制;及时颁布金融企业高管人员薪酬定价社会比价指导意见;构建职业经理人交易市场,积极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完善高管薪酬定价的公司治理机制。科学合理地制定高管人员薪酬,加速深入银行内部变革进程。新时期,银行业只有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与视角,面对现有经济环境挑战,不断完善自身治理结构,才能在新常态背景下卓尔不凡、脱颖而出。     

银行公司治理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回归分析

以中国A股上市银行为样本,探索银行公司治理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董事会治理机制,特别是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的占比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具有较大影响;同时,通过提升高管薪酬激励及分散所有权集中度也有助于提升金融系统稳定性,但董事会治理机制比所有权集中度及薪酬激励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更大。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报酬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委托代理理论,其激励机制的有效发挥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以2010—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薪酬委员会的设置、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5个特征,来探讨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敏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行业和公司规模变量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是否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和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独立董事比例、薪酬委员会设置与薪酬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行为 ——基于"不作为"和"乱作为"视角

如何合理设计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形成对国企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一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命题,尤其是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2015年以来的薪酬管制政策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管制前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其经营业绩、投资规模和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降低.说明薪酬管制政策会提高国企高管"不作为"的倾向,但也会抑制国企高管的"乱作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显著.因此,政府在薪酬改革过程中应关注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建议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避免管理层的"不作为".     

国企经营者薪酬激励体系设计

通过分析当前国企经营者薪酬激励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一个有效、完整的薪酬激励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基础、外部环境作为保障、薪酬水平的确定作为核心三部分。其中,国企经营者薪酬的构成应是多元化的,包括基本薪酬、短期绩效薪酬、长期风险薪酬和其他补贴和机会四部分。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政府公平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双重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已逐渐在全国推行。现有文献对薪酬管制政策效果的评价存在一定的争论,且使用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的较少,更少有文献将公平与绩效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在建立的理论模型中,政府效用源于国企营利、公共服务、薪酬分配的公平性,高管效用源于两种努力及政府的两种激励。模型显示,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将缩小高管与公众、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并降低企业效率。薪酬差距的缩小将提高政府效用,而企业效率的下滑将降低政府效用。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国企高管限薪的效果进行验证,发现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两类收入差距及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表明,国企高管的绝对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相对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理论模型与实证结果意味着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存在不一致性。解决政府效用与企业绩效的矛盾,成为国企薪酬政策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参考意义。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研究

高管薪酬管制是伴随我国国企改革进程产生的制度设计,激励理论引入公平偏好理论又为薪酬管制提供了进一步的学理支撑。基于公平偏好的政府薪酬管制在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确定过程中实际存在,这有利于政府部门提升社会公众公平认知、降低自身代理成本。与此同时,外生的薪酬管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企业绩型报酬方案的实施空间和激励效率,可能导致更多在职消费,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可作为提升政府部门公平感知的一项措施,但归根结底,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国企监管,从制度层面上为合理的国企高管薪酬提供保障才是根本之举、治本之策。     

非控股股东董事与国企高管更换研究——基于股东合谋的视角

从股东合谋的视角,考察非控股股东董事对国企高管更换与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董事显著增强国企董事长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但其效果只存在于地区法律保护好、未发生关联交易与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公司;此外,研究还发现,更换董事长后公司业绩得以显著改善。这些结果表明构建防合谋的非控股股东董事机制才是提高国企治理效率的关键,从而为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样本,从公司规模,独立董事的比例,地区,公司业绩四个方面考察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公司规模和地区差异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公司业绩和独立董事的比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体系优化研究简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设计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表面看,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呈良性发展态势,但其薪酬结构仍然不尽合理,还存在＂零报酬＂、＂零持股＂、激励形式单一等问题。应完善薪酬结构,加大长期激励;健全绩效考评机制,确立综合业绩考评指标;强化公司治理,规范资本市场;培养职业经理人市场,实现有效激励;完善信息披露,加大薪酬透明度。     

我国独立董事与高管薪酬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

高管薪酬激励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公司治理中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手段。通过对我国中小板53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引入独立董事相关变量,实证研究了独立董事人数、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次数、独立董事报酬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独立董事作为监督管理层的角色,是否起到了有效的治理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独立性变量均与高管薪酬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仍待进一步完善。     

公司社会责任探析——以国有企业为视角

公司社会责任已明确写入我国公司法。但社会各界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尚存各种疑虑。本文从公司社会责任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明确其法律原则的定位,结合公司社会责任最新的立法进展,提出推动国有企业履行公司社会责任需要进行公司治理再造,包括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完善国有企业职工任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等。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 --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在现代公司管理中,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管人员起着举足轻重乃至决定性作用。深入探讨各种股权激励的理论与实务,对如何调动高管人员积极性和如何约束他们的行为就显得极其重要。我国上市公司在积极进行相关改革的过程中,高管人员薪酬改革却相对滞后了。应当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实施直接持股、股票期权计划和管理层收购等股权激励方案,并同时应充分考虑股权激励相关的制度风险和市场风险,采取一些必要措施防范股权激励风险。     

行政干预、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

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运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多种实证模型,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过度投资。进一步地,将行政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后发现,在较强的行政干预下,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然而,当行政干预程度较弱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企高管的角度来看,获得政治晋升比薪酬激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其对于国企投资效率的优化也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