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思考

作者提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是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与途径。首先，阐述了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含义与基本内容；接着，对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然后探讨了我国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最后又强调指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应从国情出发，逐步进行，不能从理想出发或照搬外国模式。     

论联邦制与单一制政体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美国和中国为例

从"集中"和"分散"的意义上对政府体制进行分类,国家结构形式可以分为联邦制(federal system)和单一制(unitary system)。各国由于历史传统、民族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采用了适应各自国情的国家结构形式,即政体。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其核心内容是各州在尊重和维护联邦权力的前提下行使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范围由宪法予以明确;而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政体,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和对重大事件的集权决策。然而,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政体模式,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前者从分权走向集中,后者从集权走向分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是改革成败的关键。通过研究和比较两种政治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借鉴联邦制下有益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精髓和原则,以期在既有的单一制政体下确立一种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原则。     

协商民主——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构的路径选择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构的"分权化"路径和"法治化"路径都有其所需要的前提性条件和难以突破的困境,并容易导致中央与地方的零和对立.运用协商民主的手段,灵活处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范围,建构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关系才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出路的正确方向.     

中央与地方关系:近十年的研究进展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结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央对地方的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通过梳理近十年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研究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合理界定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运行机制构建等,基本涵盖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上,新理论工具的引入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角度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是一个需要加以开拓的创新空间。     

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论建国前后中共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探索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它直接影响到民族团结、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建国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处理这一关系进行了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回溯这一历史并总结其经验,有利于当今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建设。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分权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处理,我国采取的是立法化的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的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体系,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进一步加剧了立法分权模式异化危机的关键所在,为此,必须修改相关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市场经济与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有着新的特点和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中央和地方权力之间寻找且保持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平衡，从而建立一个在目标和行动上有效率、有内聚力的中央权力和受其领导的有活力、有向心力的地方权力，以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和发展     

民主分权——基于内部分权与外部分权的培育路径

民主意味着分权,分权促进民主,这是一种民主性分权或分权式民主。基于民主分权,本文提出一种较为新颖的分权范式:内部分权与外部分权,这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权路向正好相反的民主分权模式。内部分权是指政治系统内部(执政党或政府)的自我分权,与之相对应的外部分权是指政治系统外部的分权,即国家(执政党或政府)与社会间的分权。公平与效率是测量分权功效的两个基本维度,分权的利弊有赖于二者之间的平衡。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和制度选择,民主分权要求外部分权与内部分权的可持续发展,内部分权和外部分权都包含了结构分权或功能分权的因素,外部分权促进民主的功效更强。     

两广地方实力派关系述论(1927-1936)——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透视点

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深受国民党派系斗争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1927-1936年,两广地方实力派在与蒋介石抗衡时,关系密切,似乎结成了粤桂联盟.1929年李济深被囚后,广东陈济棠依附蒋介石,与桂系处于对立冲突之中.1931年胡汉民被囚后,两广又紧密合作,对抗中央,酿成困扰中国政局的"西南问题".因此,粤桂关系的互动实际上是广东、广西、中央关系的互动,此种情况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大.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

文章分析了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因素，总结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可借鉴的教训，强调了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要结合起来，把握好集权和分权各自的限度，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朝着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

财政分权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文章从竞争视角阐释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在短期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长期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地方竞争是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更为激烈,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     

给分权划底线,为创新设边界——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环境探讨

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几个重要法案,对于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联邦宪法中对州政府要求的互惠条款和不得作为条款,界定了州与州之间的关系和联邦对州的绝对控制权;在特殊情况下的授权和应急法案,给了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必要的自由裁量和应急权力;宪法对公民权的界定和保护,确立了包括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州法层面,迪龙法和地方管理特许权法一张一弛,既确定了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又给了地方政府发挥自主能动性的巨大空间.这些法案是集权和分权的底线、政府创新的边界,它们既维护了上级政府的领导权,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又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和发展空间.     

民族区域自治权行使的影响因素及保障对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民族区域自治权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是衡量是否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唯一标准,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和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实践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非内生性、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的非自足性、自治机关的双重性以及自治权的非彻底化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民族区域自治权的有效行使和落实。新形势下,如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权的有效行使与落实,成为摆在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

文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过程。指出清廷的主观意图是通过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但从实际后果看,这一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中央与地方矛盾进一步扩大。文章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来自中央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政府实际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内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因此无法借助新的社会力量未制约既得利益者,只能在各方既得利益的左右下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使调整除了回复到旧路上去外,别无他法。      

章炳麟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初探

在武昌起义之前,章炳麟提出了分镇思想,希望借有力的地方来维护国家利益.他还曾企图依靠督抚的力量,来达到其救国的目的.但在现实碰壁和认识到督抚革命的弊端后,他放弃了督抚革命的思想.中华民国建立后,出于对建立统一共和政府的向往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他强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体现在他组建政团、出版报刊的政治实践中.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击碎了章炳麟的设想.联省自治运动中,章炳麟积极参与联省自治的政治活动,与各省势力和军阀函电往来,并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但最后还是失败了.章炳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前后变化大,存在缺乏系统深入的缺陷,一些分析也存在错误,但始终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的.     

中国式分权、引资竞争与地方债务规模——基于空间关联视角

中国式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事权责任,面对收支失衡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债务来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受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投资行为的影响,地方债务问题日益突出。运用Moran指数等空间分析工具,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式分权与引资竞争对地方债务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式分权、引资竞争及地方债务规模均呈现出空间相关性,在省域间形成了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与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式分权与引资竞争是造成地方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在考虑要素空间流动的关联效应后,中国式分权与引资竞争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债务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从合理匹配财权与事权、完善政绩考核与监督机制、配套推进债务重组入手,将地方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刍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保证中央权威的相对集中,又能扩大地方自主权,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二者的职能范围,为此,要改革行政区域的划分,转变政府职能;要实现事权划分法制化;要加强中央的权威性,同时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使二者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以确保我国长期繁荣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