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重返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的对话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三次到访中国。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鲁迅等人的交往十分著名,但他在50年代两次以官方身份访问中国并深度参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交流的经历却被人遗忘。新一代研究者对于普实克的理解通常来自两组对照关系：一是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争,二是王德威将普实克与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一同划入所谓的“抒情传统”谱系。普实克在这两组对照关系中都被塑造为僵化且过时的人物。回到相关著述会发现,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之间真正的分歧,在于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力来源和革命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找到的现代性,不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作为“回应”的现代,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自身土壤的独立的现代。     

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的意象鉴赏观

在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建构中,诗论家就诗歌意象的鉴赏来说,主要从意象鉴赏的标准和意象鉴赏对读者的要求两个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意象鉴赏的标准主要体现为新颖、丰富和浑融;意象鉴赏对读者的要求主要体现为想象力、分析力和领悟力。     

论夏志清与普实克之笔战

夏志清与普实克在1960年代初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展开了尖锐的笔战.本文认为,夏志清反驳普实克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出自挑战权威以确立自身地位的心理;二是方法论和价值评判标准的争论.讨论两人的这场笔战对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有重要的意义.     

吕进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体系建构

吕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他从理解诗歌作品和诗学精髓出发 ,通过对优秀作品和其他诗学主张的全面打量 ,以诗歌的视点特征、语言方式为核心 ,提出并建构了独特的现代诗学体系 ,即新诗文体学体系。吕进的诗学体系以新诗的内部研究为中心 ,将古今融合、中外交织 ,切近新诗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是对中国诗学所进行的既求实又创新的推进。     

“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

1961年3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以英语写成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前此,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古代文学,因此,夏志清这部深具前瞻性的著作出版后很受学界欢迎。1962年,著名汉学期刊T’oung Pao刊出普实克长篇书评,对夏著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评。夏志清为文反驳,在同一刊物发表响应。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再加上一些个人意气,两人的争论非常激烈。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充满政治偏见,而力陈己方才是文学的艺术价值的守护者。然而,这次辩论的真正学术意义却不在此,而在于双方对文学史书写的态度和取向:夏志清以文学批评作为首要任务,而普实克则认为文学科学才是研究文学史的正道。事实上二人的理论各有渊源:普实克深受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夏志清论述背后则是新批评和利瓦伊斯伟大的传统观念。二人的辩论,牵涉文学定位和研究方法的思考;其不同的意见,对今天的文学研究或者文学史书写活动,实有其参考价值。     

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西方特征,与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谱系,其术语、概念、范畴主要是从西方输入的.在如何对待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和当代先锋诗论话语方面,中国现代诗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诗学不应该只是新诗理论,还应该包容古典诗学;不应该只是"现代"诗学,还应该包容"当代"诗学,特别是当代先锋诗歌理论.重建中国现代诗学,应该充分吸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和当代诗论思想,使它既能够有效地言说古代诗歌现象,又能够有效地言说当代先锋诗歌现象.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结构与性质

中国现代诗学在语言构成上与现代汉语的形成是一致的,它主要由古汉语中的经典概念和术语、现代白话和西方诗学话语及其言说方式构成。在性质上既不同于中国古代诗论,也不同于西方诗学。从语言学角度看,中国现代诗学存在二元对抗思维、诗学概念边界模糊、具有泛意识形态色彩等局限。     

境外媒体宣传与中国形象建构

西方的中国报道歪曲了中国形象。关注这样一系列问题的改正与建设,在媒体报道的公共空间搭建起对话的桥梁,有益于建构起一个合理进步的中国形象。     

徐复观与中国现代诗学的认同

文章的论述起点是,徐复观立基于具体生命中的心性,以发掘文学和艺术的根源,建构了人性论诗学的典范。这一诗学典范,因应现代思潮的冲击,在重振中国文化精神的意图主导下,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生命意识和文学艺术作了重新理解和本源性疏释。      

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

谈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言说基础.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对中国现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现代的文化思潮、文化思想,不仅直接制约着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而且直接规定着它的精神和气质;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格局、思维方式及其复杂性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中也清晰可辨.     

西方现代诗学论批评意义的发生

具体的文学批评行为在批评中会产生什么意义,与批评行为发生的条件相关。西方现代诗学中的一些重要流派试图把文学意义的产生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分割开,在形式领域找到意义发生的机制。但我们看到,遵循艺术规律的逻辑,他们还是发现了批评发生的前提是无法避开的各种现实关系:在与形式“历史”的联系之中,具体批评行为获得具体的文学意义。     

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观念演进论

在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史上,有六个诗学核心观念,内在地规定着中国新诗的历史分期和审美品格.这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提出、发展和消亡,自然地造成中国现代诗学的更迭嬗变,贯穿起来构成百年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发展的完整历史.     

政治创伤中的“文化记忆”——台湾现代诗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书写由政治事件引发的生命个体的"存在焦虑",始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的重要主题之一。为确认个体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多重面貌的"中国形象"以镜像功能的意义,构成现代诗人笔下内涵深邃的意象。对"中国形象"的营造,超越了单纯的乡愁情结而成为特殊历史时期文化生态及知识者心路历程的见证。     

普实克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在普实克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特征既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影响,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现代发展。西方浪漫主义抒情传统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一种感时忧国的思想情感。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融合了中西抒情传统,内涵更为复杂。由此,普实克不仅细致分析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欧洲浪漫主义抒情传统的不同,展示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独特性,而且深刻把握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力。     

现代诗学学科的三维结构

本期"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发表四篇论文,分别对现代汉语诗歌与现代汉语诗学、现代诗学的三维结构、现代诗学的内涵和古今诗学对话发表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作者都是专门研究现代诗学或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不少思考具有启发意义.     

朱自清: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奠基者

朱自清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新诗研究与教育,为中国现代诗学和学科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构建了中国现代诗学之雏形;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下的导言成为经典诗论,为后来多部文学史以及中国新诗史写作建立了诗学框架;1940年代针对新诗写作与接受状况而作的系列新诗文章中,提出诸多中国现代诗学基本观念,启发当代诗论家和教育者。随着中国现代诗学资料的发掘与充实,朱自清在中国现代诗学上的成就日益彰显。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阅兵仪式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阅兵仪式蕴涵着固定的形象象征意义,作为一种仪式结构其具有严密的程序性,阅兵仪式的每个步骤也有特定的形象展示目的。阅兵仪式具有很强的形象功能,体现在聚焦功能、表达功能、强化功能和感染功能,这也是阅兵仪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平台和载体的重要原因。国家形象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种形象要素构成的国家实态反映。借助阅兵仪式建构国家形象,有效地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同和认知,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