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隐逸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有着隐逸情怀,隐逸成为一种历史深厚的文化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人心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抱负得不到施展。古代隐士大多追求避世隐遁,渴望自由恬静的生活。隐逸之风促成了隐士平和的心态和独特的审美体验。正是如此,隐逸对古代山水学、古代环境美学和古代正史隐逸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研究古代隐逸文学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士族·文化·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日渐边缘化,士族"经明行修"的文化教养遂转化为玄学的"风度"及对文艺的爱好,使之成为士族的行为模式。士族要维系文化世家的地位,就必须随着文化之演变而演变,而文化以士族为载体,就必然打上士族的印记,其中文学又与文化作同构运动,由是形成士族、文化、文学三者的生态关系。     

记忆、统治与“造宋”文学——以谢瞻《张子房诗》为中心

谢瞻的《张子房诗》冠绝当时，却较少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然而，从文化记忆、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考察这首长诗，其独特意义则得以彰显。本文以该诗为中心展开讨论，勾连傅亮、郑鲜之、范泰、谢灵运等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创作，以期展示这一时期文人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同时揭示刘裕运用对张良、刘邦、刘交等历史人物的文化记忆来表达其渴求贤才、追求正统、合法化自身统治的想法。另外，本文将《张子房诗》与其他“造宋”文学作品一起考察，可以凸显武将与士族在晋宋之际势力的盛衰变化，也可揭示出这些“歌功颂德”作品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论《殷芸小说》的独立意识与大国心态

《殷芸小说》的编选,全面体现了南梁士族文人高扬的人格独立,而这种独立意识的真实写照,也正表现了其时士族文人群体独特而复杂的大国心态,即:政治观念淡漠、主体创作意识增强和个体因素彰显。而统治阶级对文学的提倡、文风的转变和创作者主体意识的影响,则促使了这种独立意识与大国心态的形成。     

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

阳翟褚氏起源于春秋时代 ,乃以官为氏 ,是由褚师氏演变而来。汉代褚氏以经学、文学显。两晋之际 ,褚氏由阳翟移居丹杨。东晋时期 ,褚裒崭露头角 ,并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中枢 ,成为高门士族。南朝时期 ,褚渊在宋齐交替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 ,褚氏继续保持高门文化士族的地位 ,并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风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道德尊严与文化批判──论隐逸的正义要素

道德尊严与文化批判──论隐逸的正义要素张立伟我说隐逸不说隐士，隐士固然在隐逸，但历史上好多非隐士一生中也有长长短短的隐逸行为。简单他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本文主要论述隐逸负载的正义要素，看其幅射开来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一）隐逸头上三把刀...     

陶渊明与江东地域文化之关系

陶渊明生活的江州寻阳,地处荆扬二州之间,既是历史上荆楚、吴越两文化圈的交汇点,又是当时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一个中心。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正是江东地域文化个性的形成时期,流行之玄学与旧有之儒学相激相荡,对他的思想、创作以及生活道路有着深刻影响。     

两汉之际封建士大夫逃逸之研究

王莽秉政以降 ,士风大转 ,封建士大夫群体中的隐逸之风浸盛。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因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追求。本文对两汉之际隐士作一个系统的量化分析 ,进而得出仕仍是中国士人生命的基调 ,退隐只是针对于出仕的挫折而兴起的一种暂时性生活态度的结论     

寄情林泉：废名小说中隐士原型的变形

本文从“隐士”的现象、内蕴和功能诸方面进行分析 ,认定“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型” ,进而论述废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程小林、莫须有先生和陈聋子等都有浓厚的隐逸色彩 ,是废名隐逸人格的外化 ,是隐士原型的变形。     

罗浮山仙山文化与唐五代隐士的神仙化

罗浮山是中国诸多名山中以仙山文化著称者,它的这一文化特色既吸引了各朝隐士隐居游历,同时,部分在罗浮山隐居过的隐士死后亦被神仙化,从中可以窥见隐居处所的地方文化传统对文人隐逸的影响。     

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废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但是从现代隐逸派和现代隐逸文学的角度来说,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废名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加之其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先后两次隐居,是现代隐逸派的忠实实践者.在文学上,他创作的《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田园世界.在废名的小说中,桥、塔、坟等意象都具有隐逸的哲学意蕴.他塑造的人物如小林、莫须有先生、陈聋子等人也是废名隐士人格的外化,是隐士原型的变形.废名的这种语言和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沈从文.从周作人到废名,从废名到沈从文,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者又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可以说,废名在现代隐逸派,在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与徽派园林

"隐逸"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山水、园林则是士大夫们抒情矢志的凭藉。徽州新安文化是北方士族文化与本土的山越文化的融合,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是徽派园林重要的造园思想之一。文章以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支——徽派园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隐逸生活和审美情趣对于中国古典徽派园林造园的影响。     

“沈鲍”并称考论

“沈鲍”是沈约和鲍照的并称,最早出现在杜甫诗中。它的涵义有两点:同盛名于文坛,诗风都具有怨而俗的特征。“沈鲍”并称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晋宋易代之际“士庶杂选”引起的士族和庶族关系变化在文学上的反映。从文学上看,“沈鲍”诗风的价值,在于它是刘宋颜谢诗风向梁陈宫体诗风演进的一个中间环节。     

云深不知处——浅析两汉时期的隐逸文化与隐士

隐逸文化及隐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汉作为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发展初期,对于隐逸而言,自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透过这一过渡时期的隐逸文化和隐士行举,我们可窥得其时世风之一二。     

晚唐隐士方干与镜湖隐逸文学生态

晚唐浙江镜湖地区以隐士方干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文人交游活动和隐逸文学的创作.此时在镜湖周边,隐士与官僚文人、权贵的密切交往；佛道的兴盛与隐士追寻心灵解脱的需要；诗歌艺术与古琴、绘画艺术的交融以及特殊的自然环境共同形成了当时镜湖地区特殊的文学生态,也成就了当时镜湖地区的代表诗人方干所作山水诗的“清丽”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