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

匈奴是我国秦汉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秦汉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秦始皇北击匈奴,争夺河套地区,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匈奴南下,结果耗尽了民力,造成深重的社会危机,公元前209年的大泽乡起义说明匈奴问题最终成为强秦短命的直接原因。西汉王朝的兴衰同样与匈奴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初国力所限,对匈奴推行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赢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机会,从而汉初和亲成为出现“文景之治”的外部原因。从汉武帝开始改和亲政策为战争政策,虽然击败匈奴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国力空虚,中原农耕经济再也无法承受空前巨大的军事开支,西汉由鼎盛趋向衰落,汉武帝几乎步秦始皇的后尘。可贵的是武帝公元     

“击匈奴降者赏令”新释——兼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的法律依据

敦煌酥油地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击匈奴降者赏令”是针对在汉朝军事攻击下投降的匈奴人的赏令,根据简文推测这些匈奴人主要是指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赏令是汉朝在全面展开对匈奴战争后,为了拉拢鼓励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投降而颁布,具体颁布时间应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光四年(前131年)间,赏令的颁布突破了汉初“白马之约”的限制,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试述西汉对河西的开发

开发河西,巩固边防,是西汉时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国策。特别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抗击匈奴的入侵,采用战争手段,打败匈奴,河西归汉,成为汉的西北边疆。并通过列亭障、建郡县和屯田、移民,来开发河西,巩固和加强西汉在河西的统治。本文仅就西汉时期河西的开发及其重大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西汉时期汉匈关系的发展与稒阳道的畅通——包头地方史讲座 第四讲 西汉时期的包头

一、汉武帝击败匈奴与包头地区的收复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初年,正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势力空前强大的时期。这时匈奴占据了包头地区并积极扩张,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他们占据大漠南北及河套一带,还经常侵扰今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北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与西汉“势相抗衡”的局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造成最大的威胁。     

匈奴剧情硬伤不少--评电视剧《大汉天子》中的匈奴情节

许多频道热播的《大汉天子Ⅰ、Ⅱ》是两部不错的电视剧 ,该剧从汉武帝登基前的宫廷斗争讲起 ,系统地刻画了汉武帝的雄才伟略。故事悬念迭起 ,人物有血有肉 ,尤其是东方慧和主父偃更是让人过目不忘。要讲汉武帝 ,就不能不提匈奴。虽然编导人员有意回避匈奴问题 ,可一些必要的情节还是少不了的。然而 ,就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有关匈奴的情节上 ,却暴露出了不少硬伤。一是匈奴人的外表。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刘安在《淮南子·齐俗训》中说 :“匈奴之族 ,纵体施发。”所谓“纵体”就是穿着随意 ,“施发”就是披发。《周书·突厥传》也说 :“突厥 ,其俗…     

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新解

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新解陶喻之西汉元光六年（前１２９），自告奋勇肩负汉武帝赋予重要外交使命的汉王朝使臣张骞，逃脱匈奴羁押，历经艰辛，跋涉辗转来到几经播迁最终控制大夏全境的大月氏，以期敦促同匈奴有世仇宿恨，＂犹不忘匈奴再三之大屈辱，筹划伺机复仇＂①的...     

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

汉初思想家贾谊提出过若干重要的政治建议,其中多有因战略眼光的远大卓越形成重要影响者.<新书·匈奴>中发表的有关"备月氏、灌窳之变"的意识,是在认真体察西北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贾谊相关建议与对匈奴的"三表""五饵"彼此照应,形成了北边战略的全新思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争取草原同盟国的外交努力,开通河西走廊的军事成就,在西域与匈奴的成功争夺,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施行的政治实践.     

论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与其国力兴衰的关系

西汉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强盛王朝,而汉武帝在位的数十年,又是这个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观点,几乎已成为史学界对西汉史研究的定论,然而,仔细考察这二百年的王朝历程,我们便不难发现,西汉王朝虽自高祖刘邦到文景时的历代君主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内政措施,使其国力不断恢复和发展,但外患未除,并不强大.武帝即位,“外事四夷”,“内事兴作”,使国家一度达到强盛,然因战争巨耗等因素,至其晚年,财政困难,矛盾诸多,汉王朝便已走向了衰亡之路.此中原因固然十分复杂,本文亦不拟详究,但就其对匈奴政策中的“和亲”.与战争体现出来的国力强弱子以分析说明.一、“和亲”——国力衰弱的屈辱,王朝生存的必需     

西汉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

匈奴是西汉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最大对手,对西汉王朝形成强大的压力,汉王朝不得不采取诸多办法对付。从汉武帝开始采取武力征服并继续进行长城的修建,特别是在河西走廊地区北部新修了长达数千里的长城防御体系,才真正解决了匈奴侵扰的问题,“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形成了“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长城既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安全,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文化交流。     

休屠王阏氏与金氏家族——一个西汉匈奴家族的血统延续与文脉传承

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曾是西汉王朝的俘虏、奴隶,他凭借恭谨、机智得到汉武帝赏识,其后休屠王子孙成就了"七世内侍"的不同寻常的历史。这个西汉匈奴家族的血统延续与文脉传承,都与金日磾的母亲休屠王阏氏密切相关,因此,研究与休屠王阏氏相关的历史,对民族史、社会史、妇女史而言,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论汉武帝平定闽越之战

本篇试图以历史文献的记载为线索和依据,结合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对汉武帝平定闽越战争的历史进行论述.(一)战争之缘起1.西汉时期的闽越国闽越国的由来,可以追溯到西汉之前.《周礼·职方氏》中所谓"七闽",即包括今福建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东南吴越相继崛起,福建属其势力范围.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汉武帝与文治

汉武帝刘彻在位六十多年，一生之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对外打击匈奴，一是热衷于改制。打击匈奴虽解除了边患，开拓了疆土，但由于穷兵默武，国库耗尽，在客观上使西汉王朝由盛到衰。改制的实质是思想领域中完成大一统事业．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向世人宣告君主的权威性，向臣民灌输皇极意识，其具体做法是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这两件事伴随着汉武帝的一生，其评价褒贬不一。关于打击匈奴，汉武帝晚年曾下“轮台罪已诏”，为耗尽国力而自责。至于改制，汉武帝的行为告诉我们，他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改制的过程就是…     

也谈"击匈奴降者赏令"的颁布时间——与阎盛国先生商榷

敦煌酥油地简牍中有"击匈奴降者赏令".一般认为,"击匈奴降者赏令"产生于汉武帝时期.阎盛国对此说的驳斥存在着误读原始史料、片面剪裁他人论述、机锋错位等缺陷,所推导出的"击匈奴降者赏令"颁布于刘邦时期的结论难以成立.实际上,"击匈奴降者赏令"的施用对象主要是参与打击匈奴的汉人,而非匈奴投降人员."击匈奴降者赏令"是在匈奴降人大批出现,且汉朝对匈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形势下颁布的,时间不早于汉武帝元光年问.     

匈奴时期我国北方的森林分布

本文根据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军事斗争、匈奴民族的经济生业以及中唐地讠志、宋夏战争 ,大致勾勒出了当时祖国北部地区的森林植被状况 ,并引孢子花粉分析结果为证 ,供大家与相同地区现在的自然植被环境状况比较     

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

秦朝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匈奴、乌桓、鲜卑与西羌的居住地,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在北方、西北设立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基础。西汉时期设置度辽将军、护羌校尉,对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和西北的西羌等边疆民族进行管理。东汉王朝沿袭并发展了西汉在北方和西北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将度辽将军、护羌校尉"置真",并设置使匈奴中郎将;三者互为犄角,拱卫北方、西北边疆,从而将中央王朝的治边理念与治边政策实施得更具体,统治势力也更加深入民族地区。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基于史籍和出土文献的考论

西汉玉门关设置于汉武帝元封三年，最初的位置在汉酒泉郡西部、敦煌郡的东部；汉武帝太初三年至四年间，为了征伐大宛战争的需要，由玉门关军正任文迁徙到敦煌西部，大约在西汉阳关的位置；汉武帝后元年间迁徙到敦煌郡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地方，而原来玉门关所在的关隘改名为阳关。从此以后玉门关成为一个军事关口，凡是汉朝政府出兵西域或者接受西域投降等与军事有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而西域诸国使节进入西汉必须经过阳关，阳关成为一个通使为主的关隘。     

西汉与匈奴和亲的三个阶段

如何认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学术界看法不一。崔明德在《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刊子《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汉与匈奴的全部和亲,认为汉匈和亲应分三个阶段:(1)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出于主动,匈奴处于被动,而“白登之围”成了汉匈和亲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和亲是当时的必然趋势。(2)     

基于西北边疆安全的汉武帝财政改革

汉武帝为解除匈奴威胁、巩固西北边防,展开了大规模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为提供后续的财政支持,汉武帝及时进行集中社会财富的财政改革以及将屯垦戍边正式作为减轻财政负担的重要途径。从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必要性、财政改革的及时性以及汉武帝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策略性几个方面,可见汉武帝财政改革的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司马迁的良将观

西汉初期，统治者为安定社会，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诸侯国的叛乱此起彼伏，战争连绵不断。汉武帝即位后，实行开边政策，匈奴也不断南侵，战争的乌云也长期笼罩西北边境。司马迁洞察历史，精通兵学，在《史记》一书中常常描述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刻画丰富多采的将军形象。太史公的良将观，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严明军纪战争是残酷的。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云，“兵，死地也。”｛左传》亦云，“提甲执兵，固即死也。”（成公2年）加上“兵以诈立”以孙子兵法·军争篇》），军情瞬息万变，要是没有严明的纪律，就绝不可能…     

关于李陵的评价问题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生年无从稽考,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卒于匈奴。他是西汉著名军事将领李广的长孙。在他的前半生,曾五次带兵北抗西戎,官历侍中建章监、骑都尉;在他的后半生,则默默无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李陵在历史上并无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人之所以论及他,多半是出于对司马迁的研究。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败降匈奴辩护而被汉武帝下以蚕室。在有关论述和古今一些戏剧中,李陵被涂上了“民族败类”的色彩。这是失之偏颇的。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李陵败降匈奴的责任问题①,意在重评李陵,但似失之全面,不足以审明陈案而还李陵的本来面目。因此,有必要略述管见,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