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咏史诗看柳宗元与白居易迁谪心态的差异

同为中唐时期的大诗人,柳宗元在眨官永州之后显得忧悲憔悴,酸楚凄恻,而白居易却能够随缘自适,自我开解,并最终从遭受贬官的打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表现出一种旷然适性、自得其乐的迁谪心态.二人在咏史诗中表现出了对待历史与人生的不同态度,从中可以看出造成他们在迁谪心态上的这种差异的一些原因.     

明代谪宦的典型心态与作为述论

明代谪宦的典型心态与作为述论陶建平有明一代，大量官员因遭受谪贬而成为谪宦，他们离别亲故僚朋，前往陌生境地为官任职，开始其滴贬生涯。后来，这段生涯往往被浓缩、提炼成数十、数百个方块字，存留在史志文献之中，或被镌刻在他们的神道碑上。本文试图透过这些残存的...     

神龙元年正向贬谪文人依附人格及贬谪心态研究

神龙元年是古代谪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贬谪,也是古代正向贬谪文人史上被贬人数最多的一次,尽管他们遭贬的具体情形不同,面对贬谪命运的心态也不完全相同,但人格上的卑弱和依附、被贬之后缺乏深刻的反省意识却是这一时代正向贬谪文人人格和心态上的共性。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论贬谪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

唐代是中国古代贬谪现象的高发期.贬谪,给被贬谪者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在改变眨谪者人生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容、情感与风格特色,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贬谪前后相比,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对贬谪者贬谪遭遇及谪居情感的反映与表达,成为了唐代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且常见的内容.     

北宋谪臣与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岭南诗比较

北宋谪居岭南的文人与"南园五先生"的岭南诗都描绘、赞美了岭南秀美的风景名胜和风俗民情。处于蛮荒流放之境,环境不适,受仕途自忧心态的影响,北宋谪臣在其诗歌中描写了岭南恶劣的气候、岭地陋俗、重商轻农等习俗,诗中流露出了谪臣远在异乡的思亲之情、不适之感及贬谪之怨,使其诗歌附上一层抑郁之色。"南园五先生"生居岭南,不会产生诸多不适之感,在他们的岭南诗中表现出悠闲、自得之情。     

唐代寓越诗人的安南书写

唐代一大批官吏身份的诗人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远谪越南(时为安南),他们以复杂深重的心态对异域他乡的物候风光、风土人情、习俗信仰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和书写,这些诗人诗作是当今研究越南文化、中越关系、民族交往的宝贵史料,应当予以足够重视.     

明代的罪犯屯田及其影响研究

明代的罪犯屯田按性质可分为两种形式:民屯和谪屯。这两种性质的罪犯,其待遇、服役期限、屯田的地点以及政府对他们的管理等是不同的。民屯罪犯的服役地点一般集中在凤阳、北京地区,服役期限一般在三五年左右,对其管理相对较松,其目的主要是恢复经济;谪屯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云南、甘肃、辽东等边疆地区,其服役期限一般是终身,政府对他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其目的主要是实边。     

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

远谪岭南,在唐宋两代都是朝廷处置获罪诸臣的严厉手段.然宋之贬臣,悲戚之感已较唐代稍轻.宋南渡以后,贬居岭南文人的心态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北宋元祐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外之境,同时也是险恶之境;而南渡文人则乐山乐水,在岭南新环境中较为超旷、乐观.不同的心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前者创作主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常呈现对抗、冲突的状态;后者以我观物,适我无非新,其笔下的岭南风物,色彩与形态要丰富得多.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心态上所发生的质性变化,不能只从文人胸襟、气度上去寻求,将南渡后岭南风俗、经济地位之改变与南迁文人群体心态联系起来,才更能说明问题.     

白居易江州诗歌的诗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江州之贬是对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江州之贬之后,诗人的创作心态上突出一个"转"字,由激切转入淡泊和抒情;诗歌内容上突出一个"融"字,知足保和中融入了对迁谪处境的怨恨和愤懑;艺术特点上突出一个"细"字,通过描写的细腻化,表达了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内在感情世界。江州诗歌在白居易诗歌创作中具有标志意义,而且形成于江州时期的诗歌创作风格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共和前期罗马官员的传统美德

共和前期古罗马官员的美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仅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而且生活简朴,拒绝奢华,保持了"农夫"的淳朴形象。公务活动中,他们在金钱诱惑面前能廉洁自重,拒绝贿赂,不以权谋私,保持了政府官员在罗马公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他们自觉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个人事业与国家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自身的廉洁作风保证了政治的清明和国家的稳定。     

佛教伦理与吴地人的生存方式

佛教文化是昊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伦理型塑了吴地人的性格，渗入吴地人的生存方式中。吴地人生活在“去恶向善”的佛教氛围中，具有“善”的品性，表现为吴地人的生存方式就是“知足”。吴地人对世间的一切都能抱持知足的心态，具体体现为：不比较、不计较；不贪求，不铺张；有节制，善于精打细算；有理性，善于在夹缝中生存。     

西汉前期文人的用世情怀

西汉前期文人对社会无比热爱 ,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他们积极进取 ,矢志报国 ,热情参政议政 ,心系国家大事 ,上书言事蔚成风气 ;他们尽忠尽责 ,颇有公而忘身之慨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用世情怀。这既源于国家初建、百废待兴 ,文人有用于世 ;也与统治者真心求贤 ,广开仕进之门 ,话语环境宽松 ,文人充满自信自豪密切相关。     

传统诗美的认同与创造——评林庚20世纪30年代的诗

林庚 2 0世纪 30年代的诗 ,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寻梦“路上”孤寂与渴求的个人化诗情。它与时代现实的中心情绪若即若离 ,空灵、雅丽 ;但也融入了现实因子与人类群体的深层体验。艺术上传统色彩更为浓郁 ,多得“晚唐的美丽”。它常选择传统意象传达现代情绪 ;为求语言的简隽常采用陌生化手段 ,或故意拷合向度相反、相对的两类意象、情思 ,给人以多元复调感 ,或创造不可重复的比喻 ,将事物化作内世界的暗示联想 ;尝试创作以五字音组为基础的整饬对应的“现代绝句”。林庚的诗是对传统诗美的认同与再造     

孙枝蔚、吴嘉纪交游考

孙枝蔚与吴嘉纪同为清初扬州诗坛重要的遗民诗人,二人私交甚深,交往时间长达三十年。孙、吴相交的思想基础是皆坚守遗民之志,清寒自守,狷介绝俗,心忧苍生,沉酣诗书。对二人交游情况的述论,可使诗人的诗文活动获得淋漓的生气感、饱满的艺术感、丰厚的历史感,凸显他们的个性和风神,亦可藉此蠹测当时之士风趋向。     

'特殊智识阶级'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思考

对于那些有着优越感、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鲁迅是把他们排除在知识阶级之外的。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批判即在于他们西装里面隐藏着的旧中国士大夫灵魂,他们充当的仍不过是帮忙帮闲的旧文人角色。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不听命于任何权威,发表的是倾向于民众的思想。除了与民众的联系外,“真的知识阶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想到种种利害并随时预备将来的牺牲,而且他们的心身总是苦痛的。作为社会良知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其心身不可能是平和的,如果知识分子安于现状,对新的理论学说充耳不闻或盲目相信,就不会有苦痛。“真的知识阶级”的苦痛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永不满足。     

思想政治教育从怎样做人开始

高校对大学生的教育不仅是课堂讲授,更有效的做法是教会大学生自觉学习和修养能力.通过终身学习,自律精神会不断增强,能够抵制不良风气的影响,通过吸收、内化、实践、形成相对稳定的自身素质.     

数学学术期刊青年编辑心理压力的调适

数学学术期刊青年编辑承受着来自社会、工作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压力，要想解除这些心理压力，可以从正确认识自我，摆脱不良情绪的干扰；不断学习，勇于改变自我；学会适时倾诉，合理宣泄；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营造和谐氛围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心理调适，以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征服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蒙古贵族得天下主要靠的是军事征服、民族战争,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和人们来说,他们是征服者。但在他们得天下之后,要完成“治天下”的任务,却不能只靠屠杀与镇压,还要着重解决经济问题和思想文化统治的问题。他们必须适应先进地区的经济与文化,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政治经济制度。落后的征服者最终被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征服,否则就难以维持自己的暴力统治。     

高校毕业生就业成长浅谈

大学毕业生初入社会,独步人生,应尽快摆脱“惯性作用”的束缚,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在磨难中认识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自我;摆脱名、权、利的困扰,在事业奋斗中体现自我价值.